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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王朝的悲剧,一场本该早些消灭的瘟疫

日期:2020-02-03 来源:历史研习社 编辑:历史君 阅读:

1月20日,国家卫健委发布1号公告,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乙类传染病,并采取甲类传染病的预防、控制措施。

 

一个疾病一旦被确定为传染病,就意味着它能够在人与人之间或人与动物之间相互传播并广泛流行。它的潜在破坏力较之于普通疾病有指数级的提高,绝对不允许掉以轻心。

 

人类的历史,其实就是一场人类与病毒的抗争史。

 

14世纪鼠疫引发的黑死病消灭了欧洲三分之一的人口;15世纪地理大发现欧洲人将天花带入美洲大陆,毫无抵抗力的美洲土著几乎灭族;1918年到1920年,“西班牙流感”横扫美洲、欧洲、亚洲,甚至爱斯基摩人聚集区,夺去了全世界6500万人的生命……

 

 

现代发达的医疗技术支撑下,人们对于生命的预期有了大幅提高,对于不可抗力的约束有一种膨胀的自信。

 

人类对抗传染性疾病的历史充满了血泪。对于传染性疾病,心存敬畏比盲目自信更能够体现生命的价值。

 

在传染性疾病面前,心存侥幸是会害人的。

 

譬如,贵为天子的同治皇帝,拥有大清朝最好的医疗条件,一旦遇到传染性疾病,又能如何?

 

凡是看过周星驰电影《九品芝麻官之白面包青天》的人,都会对电影中的同治皇帝扼腕叹息。他因为逛青楼,导致感染梅毒,最后英年早逝。皇帝具体去世的时间是1874年12月5日,地点为紫禁城的冬暖阁。

 

      
(电影中的同治帝)

 

但是,同治皇帝逛青楼是真,得梅毒则是假。

 

根据宫廷太医留下的同治帝去世前37天的详细病历,现代的医学专家可以判定他得的其实是痘疮,也就是天花,而并非梅毒。1979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医研究院和北京医院的有关专家教授召开会议,对同治皇帝的病情发展及用药情况进行专门的研讨,大家的结论认为,同治皇帝死于天花是确定无疑的。

 

只是因为临死前同治帝的症状与梅毒末期的症状相似,所以那些没有医学知识的太监们才会到处传八卦,说皇帝是因为得了梅毒而死。而有医学知识的人就不会这么胡乱猜测,比如帝师翁同龢在看望过同治帝之后,就在日记中明确记述了同治帝是得了天花。

 

同治帝真正的死因,无需我再多言。我只是感慨,同治帝的死是一场丢人的悲剧。

 

作为一个最早掌握“种痘”技术防治天花的国家,大清帝国的皇帝竟然死于天花,说出来真是荒唐可笑。

一、中国人发明种痘法

天花是人类历史上重要的传染病,由天花病毒引发。

 

根据历史记载,天花早在数千年前就在埃及、中国、印度的古文明肆虐,古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五世,就疑似在西元前 1154 年死于天花;当欧洲人殖民美洲以后,漂洋过海的天花更是成为殖民者侵略的帮凶,夺走大量原住民的性命。16世纪时,它还曾肆虐全球,造成350多万人死亡。

 

由此可见,天花这种人挡杀人、佛挡杀佛的猖狂传染病,在人类历史上,连黑死病都难以望其项背——在地点上,黑死病还只是在欧洲肆虐,没有在中国风行;在时间上,黑死病还只是在中世纪声名显赫,以后影响力就日落西山。

 

天花奉行平等主义,无论是平民百姓,还是王公贵族,它都一视同仁。清朝历代皇帝中,康熙年幼时得过天花,虽然挺了过来,但是脸上却留下了患过天花的印痕,成了“麻脸皇帝”。康熙的父亲顺治帝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在得了天花后直接就一命鸣呼了。

 

顺治皇帝一生共抚育8位皇子、6位公主,其中4位皇子、5位公主竟都死于天花恶疾,天花对顺治朝皇嗣的致死率高达64.3%,这足以说明天花对清初皇室成员的巨大伤害。

 

不过,在中国古代,很早就知道痘疮的预防方法是“种痘”,其原理是传统医学里“以毒攻毒”的理论。传统医学中有关接种疫苗、预防疾病的记载主要有两条,一条是晋朝葛洪在中医方剂学名著《肘后救卒方》中记载的,为预防狂犬病,当人被狂犬咬伤后,要用死亡的狂犬脑敷在伤口上,为被咬伤的患者接种免疫。这本书中也有我国最早有关天花的记载,当时称之为“虏疮”。

 

另一条记载是大唐“医圣”孙思邈为预防疮疖,曾将生疮病人的血和脓汁,用刀具接种到健康人的皮肤下。不要说这种种痘方法太疼,因为那个时候没有注射针管。

 

在这种接种疫苗经验的基础上,中国人发明了专门预防天花的人痘接种办法。

 

清朝医家俞茂鲲在《痘科金镜赋集解》中说:“种痘法起于明隆庆年间,宁国府太平县,姓氏失考,得之异人丹徒之家,由此蔓延天下,至今种花者,宁国人居多”。

 

清朝顺治康熙年间董含写的笔记《三冈识略》记载:

 

清顺治十年,即公元1653年,安庆张氏三世发明用痘浆——类似鞣酸、水杨酸的浆汁染衣,让儿童穿在身上,以此来让人感染轻微的天花。接种之人在轻微发病之后,即可获得免疫力,之后便不会再犯天花。

 

此外,还有一种“鼻苗法”,就是把轻症类天花病人快干的痘疮上取下痂并把痂碾成粉,把粉吹到受接种人的鼻孔中。但是这样做,存在一定的风险,即种痘的剂量必须适量。剂量小,就种不上,起不到免疫作用。剂量过大,会使人真的得天花病,所以种痘的粉末剂量拿捏要准。

       (痘衣法)

二、种痘法“东学西渐”

康熙帝自己的父亲是死于天花,他自己也从天花的魔掌中侥幸逃出,因此他深知这种传染病的可怕。得了天花,重则撒手人寰,轻则破坏颜值。

 

1681年,康熙帝派官员前往江西,招募种痘医师。之后,朱纯嘏奉命前往东北和喀尔喀为满清贵族子弟种痘,他成为第一个为皇室种痘的医师。康熙除了让医师入宫为皇室幼儿种痘,还将种痘方法传往蒙古地区。乾隆末年,东北地区也开始种痘。

 

不过,清政府只对皇室、部分旗人及蒙古各旗积极推广种痘技术,并未勒令地方全面推行此一疗法。民间人痘法的传播,主要还是靠士绅的支持与医师的实践。

 

人痘接种法在全国的传播,使得中国人的免疫程度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准。但是,这种方法即使在最理想的医疗条件下,仍然会有2%的死亡率,严重时甚至会造成将近一半的种痘者死亡。在清朝中叶,就已经有很多人反对这种技术。

 

但是,这种种痘方法是当时人类唯一的选择,也是最好的选择。

 

与此同时,这种人痘接种法引起了西方人的注意,因为西方人正被天花折磨的死去活来。16-18世纪,每年死于天花的人数,欧洲约为50万人,亚洲约为80万人,而整个18世纪欧洲人死于天花的总数,则约在1.5亿人以上。

 

1688年,尽管中俄两国军队在雅克萨打得难分难解,但是俄国使臣还是厚着脸皮来到中国,请求康熙帝传授种痘技术。

 

康熙可怜夷人,便将这一技术慷慨地传授给了使臣。

 

此外,中国的人痘接种法还传到了英国和日本。根据来华传教士德贞在《牛痘考》中的记载,中国种痘技术经土耳其,由英国驻土耳其大使的蒙塔古夫人传往英国。蒙塔古夫人在土耳其时,中国医师为她接种人痘,免疫成功。种痘术传往英国后,还得到英国女王的青睐。1744年,中国的痘苗接种医师李仁川到达日本長崎,从此,日本人也学会了这种种痘之术。

 

中国的人痘接种法挽救了成千上万的人的性命,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认为,中国人为世界开启了种痘的先例和榜样,是世界上最睿智也最文明的民族。

       
(瘟疫爆发的欧洲)

三、西方人改良种痘法

 

不过,西方人也很快认识到,虽然人痘接种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天花,但是,它却非常的不可靠。以人为取种对象,一定要找到患上轻型天花的病人,而且即使是轻型的天花有时也会在某些人身上导致重型天花而致命,甚至有英国议员说如果停用人痘,天花就不会爆发。

 

当时,英国乡间流行一个民间传说:一个人只要曾经染上牛痘,便不会再染上天花。英国人痘接种技师琴纳也注意到,挤牛奶的女工多数都曾感染牛痘,她们此后也很少患上天花。尽管这种逻辑链条经不起严格的推敲,但是琴纳还是意识到牛痘是跟天花有关,如果牛痘接种代替人痘接种,那么效果会不会更理想?

 

说干就干,1796年5月14日,琴纳进行实验。他以接种牛痘浆的方法,用一把清洁的柳叶刀在一名八岁男孩詹姆士·菲利浦的两只胳膊上,划了几道伤口,然后替他接种牛痘。男孩染上牛痘后,六星期内康复。之后琴纳再替男孩接种天花,结果男孩完全没有受感染,这个实验证明了牛痘能令人对天花产生免疫。

 

虽然在一开始,牛痘接种法受到广泛的怀疑,但是不看广告看疗效的英国人最终还是接受了它。

 

1798年后,接种牛痘的方法广泛用于欧洲和北美。琴纳被后人称为疫苗之父,他的研究成果还为后人的研究打开了通道,促使巴斯德、科赫等人针对其他疾病寻求治疗和免疫的方法。

 

很快,牛痘接种法又传到了东方。据考证,1805年,一位名字叫哈威脱的葡萄牙医生,将牛痘疫苗从马尼拉带到了澳门。此后,英国医生亚历山大·皮尔逊,又把牛痘疫苗由澳门带到广州。为了在中国推广牛痘接种,皮尔逊还撰写了一本《新订种痘奇法详悉》的小册子,浅显易懂,便于推广。

 

在西方医生的引导下,中国人也开始积极参与牛痘的接种和推广,其中,最突出的代表人物就是邱熺。邱熺,字浩川,广东南海人,曾在澳门经商。当哈威脱把牛痘疫苗带到澳门之时,他敏锐的意识到牛痘接种的巨大社会价值。于是,他就到皮尔逊医生手下,帮助皮尔逊种牛痘,并掌握了这个技术。邱熺将十几年间种痘的方法和经验详细记录,写成了《引痘略》一书。

 


(1796年,琴纳为一位8岁男孩接种牛痘疫苗)

 

不过可惜的是,牛痘接种虽然被中国民间的有识之士接纳,但是却并没有被普罗大众和政府高层所重视。

 

1870年时,上海爆发天花传染,上海公共租界卫生官爱德华博士恳求上海道台支持全民接种牛痘的计划。这个道台倒不像其他的清政府官员那么顽固,一口答应了推行计划,可是不料这个计划遭到了民间的强烈反对。

 

当时,上海吃种人痘饭的江湖医生、痘神娘娘的狂热崇拜者、抵制洋教的爱国群众,在保守残缺和保住饭碗的双重动机驱使下,结成最广泛的统一阵线,对爱德华博士的牛痘接种计划口诛笔伐。

 

面对人民群众的抗议,租界工部局尝试着贴出一则告示:凡自愿接种牛痘的幼童,赏金三百文!

 

不贴倒好,一贴告示,人民群众更炸窝了。一直以来,民间就流传着各种洋教伤天害理的谣言,什么拿小孩子的眼珠子当药引之类的,比今天的微信标题党还要耸人听闻。这则告示更是给了谣传“有力”的证据,一时间群情激愤。

 

不过,有钱能使鬼推磨,还是有人不顾民族气节,屈服在金钱的诱惑下。再加上爱德华号召洋人的幼童在街头光天化日之下排队接种牛痘,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渐渐地,一些开化的上海市民随即响应,不知不觉中,牛痘接种就这么打开了中国人的思想缺口。要知道,此时已经离牛痘疫苗传入中国65年。

 

这段历史告诉我们,当时在中国民间推广一种外来的医疗方法是多么的艰难。而且,上海是中国最先开埠的地方,连这种地方的民间都如此的顽固不化,盲目排外,就更不要说中国其他的地方了。

 

民间不接受牛痘接种,宫廷的御医们对牛痘接种也是视之不见、充耳不闻,仍旧抱着祖传的人痘接种法为皇室贵族种痘。

 

由于宫廷的医疗系统无法应对天花,当面对同治帝越来越严重的病情时,统治集团只能寄希望于虚无缥缈的神灵。慈禧太后率领文武大臣,依照祖上传下的规矩,在宫内外“供送痘神”。遗憾的是,痘神这次不想买清政府的帐。于是,同治帝就只能在一片求神拜佛的喧嚣中,慈禧、慈安两太后的恸哭中,凄惨的离开人世。 

四、中国人拒绝牛痘法

在同治皇帝的幼年时期,日本已经广泛地实行了安全有效的牛痘接种法。

 

这就是我为什么感慨同治帝死得冤枉的原因,因为在当时,不要说欧美等西方国家已经广泛采用了可以治愈天花的牛痘种痘法,就连住在我们隔壁的那个还没有被美国人打开国门的日本,都已经开始广泛推行牛痘种痘法。

 

牛痘传到日本要比中国还要晚一些,江户末期,天花首次传播进日本并造成许多人死亡,尤其是免疫力较差的小孩子。当时日本广为流传的预防方法,就是从中国传过去的人痘种痘法。人痘种痘法的效果是有限的,许多人在接种后就因得到天花而死亡。这时,那些学习荷兰医术的日本医生便开始发挥了他们的作用。

 

1849年,这些兰学医生就从爪哇巴达维亚引进了痘苗,并成功进行了牛痘接种。此后,被称为日本现代医学之父的绪方洪庵首先在日本推行牛痘种痘法,广设“除痘馆”,训练“种痘医”,成功的抑止了天花在日本的蔓延。

 

也就是说,在同一个时间点上,一个日本连姓名都不配有的农民,都可以通过新的医疗方法挺过天花,而中国的皇帝却只能在得了天花后躺在床上等死。

 

早在十六世纪,随着1542年葡萄牙的入侵,欧洲的医学就开始缓慢地渗入日本。在此之前,日本的医生主要是以“汉方”——中医来指导他们医治疾病的。此后,虽然幕府施行闭关锁国的政策,但是日本与荷兰依然保持着一定程度的交往。从1720年德川吉宗将军放宽禁令开始,长崎一波波输入的医学翻译著作从未停止,医术讲习所和医院的创办也源源不断。

 

所以,对于幕府时期的日本人来说,接受西方的医学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就像他们接受中国的医学一样。

 

             
(日本佐贺城接种牛痘疫苗)

 

而中国自道光初年起,北京虽已引进牛痘接种法,但却见不到皇家子女种牛痘的记载,以至道光帝的几个子女及同治帝仍感染天花。宫中不引用牛痘接种法,只能说宫廷御医们故步自封,保守残缺。他们无视咸丰帝差点死于天花的现实,不愿意走出宫门去学习更先进有效的医术,总以为自己可以一招鲜吃遍天。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御医与当时保守主义的官僚并无不同。

 

他们都欣赏古人的创造和发明,留恋古代的典章和制度,但是这种态度走向极端,就是他们的脑子里只能装满旧学,而无法容纳新知。只能泥古不化,无法与时俱进。康熙年间,西方的皇家都可以接受中国传过去的人痘接种技术,而没有任何情感上或是价值观上的抵触情绪。但是当西方的牛痘接种技术传到中国时,它却被宫廷拒之门外。

 

是悲剧就不要重演,是历史就要铭记。1980年,世界卫生组织宣布人类消灭天花。而对于中国来说,防治天花这件事本可以做得更好,让更多的民众远离天花的梦魇。

 

作为一个最早发明了天花防治技术的国家,大清王朝的最高统治者竟然死于天花,怎么看怎么像是黑色幽默。这背后的教训,值得我们多想一想。

 

参考资料:

1、《清史资料·第四辑》,中华书局,1986年
2、 (清)俞正燮《癸巳存稿》,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
3、邱中麟《明清的人痘法-地域流布、知识传播与疫苗生产》,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2006年
4、杜家骥《从清宫医案看天花的防治-种痘与治痘 》,《中国社会历史评论》2007年第1期    
5、(日)加藤徹《西太后-大清国最后的光芒》,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  
6、吴兰华《中国传统医学史》,科学出版社,1992年
7、余新忠《清朝江南种痘事业探论》,《清史研究》,2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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