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太仓樊村泾元代遗址重大考古收获

遗址发掘区域全景

　　太仓樊村泾元代遗址是新发现的一处极为重要的瓷器仓储遗存遗址。经过2016年初至2017年底近两年的抢救性考古勘探、发掘工作，遗址发掘面积约13000平方米，出土以龙泉青瓷为主的遗物150余吨。遗址是江南地区元代考古的重大发现，是太仓历史上参与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历史见证，为当下海丝申遗增添重要证据，其发现与发掘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发现了大型仓储遗存、居住基址、道路、桥梁基址等元代太仓城市规划、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揭开了太仓城市考古的序幕，为研究太仓城建和历史文脉提供了详实物证。

　　发现了目前除龙泉窑址考古之外规模最大的一处龙泉窑青瓷遗存，出土数以吨计的元代中晚期精美龙泉窑青瓷器、瓷片，数量惊人，在全国范围内都称得上独具特色。对补充元代龙泉窑青瓷标型器和建立元代龙泉窑青瓷标本库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同时，枢府瓷、元青花残片、青瓷（青白瓷）点褐彩器，是苏南地区瓷器标本的重大发现，弥足珍贵，填补了苏州地区文物馆藏的空白。

　　发掘出土的残瓷器主要是在遗址区域中转过程中的损耗品，无论从数量还是种类上，都具备了一个大型瓷器仓储、瓷器贸易集散地的特征。如此大规模的经济贸易事迹却未发现与之相关的史料记载，因此，本次发现不但弥补了文献史料的不足，而且印证了太仓港在大元时期无愧为“天下第一码头”的事实。

　　考古发掘出土的瓷器器形纹样与20世纪70年代韩国新安沉船出水的龙泉窑瓷器高度一致。出土瓷器与仓储、河道码头、生活建筑等遗存，填补了本地区元代海外瓷器贸易相关遗存的空白，从物的角度实证了太仓是元明时期海上丝绸之路重要港口之一，瓷器曾在此集结，远销海内外。遗址为太仓对接“一带一路”国家战略以及海上丝绸之路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具有重要科研、历史价值，是一次极为重要的考古新发现。

　　一、遗址所处地理环境及历史沿革

遗址具体位置

　　太仓，苏州市所辖县级市，位于江苏省东南部。太仓北濒长江，前横娄江，东接大海，与上海崇明岛隔江相望，南临上海市宝山区、嘉定区，西连昆山市，北接常熟市。

　　太仓之名首见于宋郏亶《吴门水利书》，曰：“昆山之东，地名太仓，俗号冈身”，传因春秋吴王置仓于此而得名。太仓春秋时属吴地，秦属会稽郡，三国吴时在此建仓屯粮，渐次发展。元代因外港刘家港开创漕粮海运而日益繁盛，一时番商云集，外通高丽、琉球、日本等国，号称“六国码头”“天下第一码头”。至正二年（1342）设立庆元市舶分司，元末筑太仓城。明洪武初年设立黄渡市舶司，永乐至宣德年间，郑和以太仓和刘家港为起锚地和回航安泊之所，七下西洋，揭开了世界大航海时代的序幕。明末港口淤浅，海运遂衰，但留下了碑文、实物、著作等重要历史性文物。

　　市内元明以来遗存较多，如河道致和塘上东西现存三座元代石拱桥，均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中周泾桥又称为“海门第一桥”。文献记载在周泾桥南北，分别建有祭拜海神的东岳庙和天妃宫。近年来，太仓地区陆续发现元明以来文物遗存，如明代早期海运仓遗址、万丰半泾元代沉船、盐铁塘海船舵杆、半泾沉船及缆绳、铁釜、郑和下西洋随从周闻墓志铭等，均是与海运有关的遗存或遗迹。

　　二、遗址具体位置、发现及命名

　　樊村泾元代遗址位于苏州市太仓市城厢镇樊泾村小区西侧、上海西路北侧、致和塘南岸，原为太仓市一中及现代居民区所用地块。2016年1月中旬，太仓市樊泾河北延沟通工程施工，开挖河道取土时发现大量瓷片堆积，经苏州市考古研究所工作人员实地踏查、勘探，判断此处存在一个以元代中晚期龙泉窑青瓷为主要遗物的大型遗址。

　　据文献记载，此处原有一条古河道樊村泾，遗址分布于樊村泾东西两岸，且主要文化内涵时代为元代，故命名为太仓樊村泾元代遗址。
 

东发掘区⑤层瓷片堆积

F18基址

　　三、遗址范围及工作缘由

　　为抢救、保护地下文物，同时配合太仓地方经济建设，2016年1月20日苏州市考古研究所与太仓博物馆成立联合考古队。在南京博物院的全程参与和指导下，考古队对遗址范围进行了初步勘探，已探明的遗址范围约30000平方米。

　　2016年3月初，为配合太仓市樊泾河北延沟通工程和太仓市城通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拆迁安置房项目建设，考古队以古河道樊村泾为界，分为东、西两区对拟建设开发范围所涉及的遗址区域展开科学考古勘探及抢救性发掘工作。

　　四、遗址考古重要成果及分析研究
 

F8基址
 

东区院落（F1、F2）

古樊村泾与驳岸、古桥、古道路

　　自2016年1月至2017年12月，经过近2年的抢救性考古发掘，遗址总发掘面积约13000平方米，取得重要成果。

　　遗迹

　　遗址各类已编号遗迹430余处，主要有房址、道路、河道、灶台、水井、灰坑、灰沟、墙基、桥基、墓葬等。以元代道路、河道等交通线为纵横框架，房屋基址密布其间，构成遗址的核心文化遗存迹象，其是元代太仓城内机构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元代大型瓷器仓储遗存、房屋基址、道路、河道、河湾泊岸的发现，及其整齐划一的规划和布局，是江南地区考古的重大发现，填补了苏南地区元代大型遗址的空白。

　　大型院落：位于东发掘区中东部。其北部因现代施工破坏，东部一部分被现代建设破坏，一部分叠压于现代居民楼房之下，未能揭露。根据发掘情况来看，其外围墙现存长约49.2米，残宽约26米，墙体最宽约0.7米。推测门向西北方，方向约320°。

　　其由F1、F2两组房屋基址，包含房屋12间，道路3条，回廊3条，天井1处，灶台2处，茅厕迹象1处等组成。残存墙体厚重，两面包砖，中空0.35米，填土充实。基槽宽约0.7米，由长方形石条堆砌而成。除去建筑和道路之外，另有大片空白区域，其上有碎瓷片层平铺，疑似作为踩踏面，具体结构及功能尚不明确，有待进一步发掘分析。

　　根据整体结构，初步推测该大型院落为一仓储遗存。

　　房址（F8）： 位于西发掘区中部。F8仅剩石质柱础和局部墙基，现存长约13.3米，宽约12.2米，推测门向东南方，方向150°。

　　F8整体轮廓清晰，面开三间，前后三进，南、北两排房屋，各三间，中部有一小型庭院及散水结构。F8南排房屋石质柱础面上放置一枚“太平通宝”钱，并有2至3块瓦片竖立环绕成一柱洞，推测起保护立柱基础所用。北排房屋中部房间有一砖砌灶台，该房间应当为厨房。

　　根据F8的布局结构，推测其为一居住用房遗存。

　　房址（F18）：位于西发掘区西北部，紧邻致和塘南岸。北部延伸进入现代道路致和塘东路下，未能揭露。推测其门向西北方，方向约330°，揭露长约13.3米，宽约7.7米。

　　根据发掘情况来看，F18内部结构较为特殊，整体呈长方形，由外围墙、三个分间及踩踏面、两排陶缸组成。四周现存围墙只有基槽部分，宽约0.4米，其内填充青瓷片、砖瓦块堆积。房间根据柱础分布可看出有三分间。踩踏面位于房间中部，呈长方形，南部有砖铺平面，北部砖铺面残缺，裸露黄沙平面。每间房屋有6个陶缸，3个一组排列于踩踏面两侧，陶缸缸口向内倾斜，略高于踩踏面，缸口四周有板结黑硬面，含较多沙颗粒，缸身掩埋于地下，缸底垫方形石板，缸口直径约1.0米，底径0.24米，高约0.68米。

　　根据F18整体结构布局，初步推测其可能是一酿制作坊基址遗存。

　　路（L1）：位于东发掘区大型院落南墙之外，向东延伸进入现代居民楼房下，向西延伸未拆迁民居下。已发掘长度约45米，其宽约1.6米，其方向约55°，略呈东北—西南走向。

　　L1路面呈弧形，中间弧起，较两侧略高，路边两侧有侧砖构成的路牙，路牙外侧有排水凹渠。其整体轮廓保存较好，但路面损坏较严重，局部残存有砖铺路面，且有碎屑龙泉青瓷片铺垫，局部为硬化土面，有薄黄沙层铺垫。

　　L1和中部大型院落南墙走向基本一致，与其活动面踩踏面又处于同一层位，当属该大型院落外围附属道路之一。

　　瓷器堆积遗存：遍布整个遗址区域，均以废弃堆积为主，主要发现有三种迹象：点状瓷片堆积坑、片状瓷片堆积层、条状瓷片堆积沟及河道和道路。

　　东发掘区主要为片状堆积瓷片层，其中②、⑤、⑦层均为瓷片堆积层，或平铺状，或斜坡状，密布整个发掘区域。

　　西发掘区除了瓷片堆积层之外，条状瓷片堆积尤为明显，主要有河道内回填堆积，铺设道路路面堆积及路基部分堆积，另有规律瓷片坑状堆积，多为建筑柱础所叠压，推测为加固基础所用。

　　古樊村泾与驳岸、古桥、古道路：古樊村泾位于遗址中北部，湮没于现代地表之下。根据遗址发掘需要，对其北段与致和塘连接区域清理揭露，发掘长度约100米。

　　根据初步发掘情况来看，古樊泾河近似南北走向，略偏东南方，历史时期宽约18米，其使用年代自元代沿用至20世纪80年代，与文献及口碑调查基本一致。根据其内填充堆积物等情况，其古河岸线可分两期：第一期时代为元代，岸边有成排木柱竖立，且有挡板；第二期为明清时期，岸边有石条砌筑，形成石岸。

　　古樊泾河把遗址分为东、西两个区域，两区文化遗存堆积时代相同，因功能不同而分居于河道两岸。在古樊村泾与致和塘的交叉地带发现有河湾、驳岸、石柱等迹象，推测在当时此处为码头以及方便船只停靠之所。

　　在古樊村泾稍偏南东西两岸发现石桥基础，由石条及碎石筑成，桥基宽约2.72米，跨河桥基总长约19米，部分桥基延伸至岸上，初步推测为元代樊村泾桥所属。

　　在古樊村泾东岸发现有L11、L12、L20等多条道路，初步推测L11、L12时代为明初，L20与石桥基同期，是元代樊村泾的东岸主要道路之一。

　　路（L9）：位于遗址西发掘区中部，向东延伸至古樊泾河，向西延伸进入现代居民楼下。L9已发掘揭露长度约110米，现存路面总宽3.3~3.5米，路基宽约4米，厚约0.8~1.2米，方向约60°，呈东北—西南走向横穿遗址西发掘区。

　　L9路面中部高，两边低，呈弧形结构，两侧有平铺砖面散水结构迹象。其整体轮廓清晰，路面为砖铺侧立铺筑，但残损严重，修补痕迹明显。路基大多为纯净沙土垫筑，局部为瓷片堆积形成。从剖面看，L9由多次堆筑而成。

　　L9向东北延伸至古樊村泾西岸，与残存的樊村泾桥石条桥基础相连，推测其跨越樊村泾桥与东岸沟通，是当时人们生活行走、交通使用的一条重要干道。

　　河道（HD1）：位于西发掘区北部。已经发掘长度约46米，宽2~6米不等，方向约60°。

　　HD1内堆积厚1.5~1.8米不等，可分三层：第①层为黄褐色土夹杂大量瓷片堆积；第②层为青灰色淤泥夹杂大量瓷片堆积层；第③层为青灰色淤泥，夹杂零星瓷片。第①、②层瓷片堆积为河道废弃后填充废弃瓷片所致，第③层堆积为河道使用时期淤积形成。

　　在第①层清理后，发现河道两岸有木板护坡和密集的圆木柱桩，部分紧贴护板。护板应当为河道使用时期加固河堤所用，木桩应当用于河道废弃之后加固地基。

　　河道（HD3）：位于西发掘区南部。已发掘部分呈“U”字形，总长度约94米，宽2.5~5米不等。

　　HD3内堆积厚约1.5米，可分三层：第①层为黄褐色土，夹杂少量瓷片，第②层为青灰色淤泥土，夹杂大量瓷片，第③层为青灰色淤泥，夹杂零星瓷片。第①、②层瓷片堆积为河道废弃后填充废弃瓷片所致，第③层堆积为河道使用时期淤积形成。

　　第①清理后，河道两侧岸边均有数量不等木桩，或为河岸护坡所用。
 

L9全景（由西南向东北）

L1全景（由西南向东北）

HD1瓷片堆积剖面

HD3已发掘区域全景

　　遗物

　　遗址出土有瓷、陶、木、骨、铜、石、琉璃质等各类遗物，其中，瓷器及其残片是主要出土遗物，数以吨计。

　　经过初步统计，本次发掘提取的瓷片总量150余吨，以元代中晚期龙泉窑青瓷片为主，另有少量元代枢府款青白瓷、青花残片，明清时期青花瓷残片。窑口主要有龙泉窑、景德镇窑、磁州窑，以及铁店窑、定窑、东张窑、庄边窑、磁灶窑等。可复原器物标本达40000余件，完整器100余件。可辨瓷器器形有碗、盘、炉、瓶、盏、高足杯、碟、洗、壶、罐、灯、注子、塑像等40余类；

　　釉色主要有豆青、粉青、淡黄釉、土黄釉、褐黄釉、黑釉，酱釉等；纹饰主要有花卉纹、弦纹、云纹、八卦纹、龙纹、蕉叶纹、双鱼纹、杂宝纹、瓜棱纹等；主要工艺有印花、贴花、刻花；大量器物内底有汉字或八思巴文，如：至元四年、枢府、福禄、四海进宝、和合利市、天下太平、金玉满堂、福山寿海、长命百岁、长命富贵、福鹿玉山青、大吉、金玉、刘宅、仲夫、清河、富贵、东胡、山仁、必明、吉、仁、清、福、陈、宝、金等等。

　　此次发掘出土的数以吨计的残瓷器，估算95%以上没有发现使用痕迹，且部分器物烧制时所使用的垫饼等窑具尚未分离。太仓是元代新兴的一个港口城市，没有大规模的制瓷手工业的记载。大批量、同一窑口、未使用过的瓷器在当时器汇集于此的唯一目的即是作为商品贩卖，推测其主要为外销瓷器，同时兼顾内销。遗址所发现的残瓷器应当为其在运输、转运过程中的损耗品。
 

 

　　青釉“至元四年”碗底：残，瓷质，元龙泉窑产，发现于东发掘区仓储遗存区域。仅残存底部，残长10.1厘米，底径5.9厘米。足底无釉，器身施青釉，釉色偏黄，灰白胎，胎体较厚。内底有一弦纹，底心模印莲花纹饰，莲瓣上有“至元四年”字款。目前遗址仅发现2件，此纪念款青瓷的发现对遗址及遗物年代的确认提供了重要信息。
 

 

　　青釉印花杂宝纹盘：完整器，元龙泉窑产，出土于西发掘区河道（HD1）内。口径20.8厘米，底径12.5厘米，高4.6厘米。敞口，圆唇，浅弧腹，圈足；内底印杂宝纹；灰白色胎，通体施青釉，底足部有一圈较规整的刮釉，足底心有一白釉圈，质感细腻。
 

 

　　青釉刻花牡丹纹瓶：残，修复完整，元龙泉窑产，出土于东发掘区仓储遗存区域。口径17.2厘米，底径10.2厘米，高43.5厘米。喇叭形口，沿外翻，束长颈，溜肩，弧腹，下腹内收，圈足外撇。颈部阴刻弦纹，肩腹部阴刻缠枝牡丹纹，下腹部阴刻莲瓣纹。灰白胎，胎体厚重，通体内外施青釉，足端无釉。此器高大厚重，在韩国新安沉船出水有同类型器物。
 

 

　　青釉刻花缠枝牡丹纹荷叶盖罐：残，修复完整，元龙泉窑产，出土于西发掘区河道（HD3）内。口径27.3厘米，底径18.9厘米，高26.4厘米。失盖，直口，圆唇，溜肩，鼓腹，下腹内收，圈足，内底残缺。肩部刻划仰莲纹，外壁中部刻划缠枝牡丹纹，下部刻划莲瓣纹。灰白胎，胎体厚重，通体内外施青釉，口唇、足端无釉。此器敦实厚重，在韩国新安沉船出水有同类型器物。
 

 

　　青釉执壶：残，元龙泉窑产，出土于西发掘区河道（HD2）内。口径4.0厘米，底径5.5厘米，高16.6厘米。直口，平唇，短颈，溜肩，垂腹，条形把手，流残缺，圈足微外撇。素面，灰白胎，通体施青釉，口、足端无釉。
 

 

　　青釉鬲式炉：残，元龙泉窑产，出土于西发掘区灰沟（G17）内。口径17.0厘米，高13.0厘米。直口微敛，外折斜沿，圆唇，短束颈，扁鼓腹，下腹附三锥形足，平底；肩部有一周凸棱，腹部与三足相对处有三道明显的三角形凸棱，从肩部延伸至足部。灰白胎，通体施青釉，足端无釉。
 

 

　　青釉弦纹奁式炉： 完整器，元龙泉窑产，出土于西发掘区河道（HD1）内。口径15.2厘米，底径7.4厘米，高10.2厘米。敛口，平沿内折微凹，深直腹，圈足，及地，下腹附三兽足，悬空，平底略内凹。外壁阴刻弦纹。灰白胎，通体施青釉，内底和圈足底无釉。
 

 

　　点褐彩堆塑螭龙纹转柄高足杯：残裂，拼接完整，元景德镇窑产，出土于西发掘区河道（HD3）内。口径8.3厘米，底径3.4厘米，高9.4厘米。侈口，沿外撇，尖唇，深弧腹，竹节形高柄足，中空，足端外撇，呈喇叭状，柄足可旋转。外壁绘褐彩缠枝花卉纹，堆塑螭龙纹，柄足阴刻四道弦纹。白胎，胎体较薄，通体施青白釉，足端及其底心无釉。该器形现存较少，弥足珍贵。
 

 

　　青花缠枝花卉纹高足杯：残，拼接修复，元景德镇窑产，出土于西发掘区河道（HD3）内。口径11.4厘米，底径4.1厘米，高9.9厘米。侈口，沿外撇，尖唇，弧腹，高柄足，中空，足端外撇，呈喇叭状。内壁口沿部绘卷草纹，其下模印云龙纹，底心绘菊花纹，外壁绘缠枝花卉纹，柄足阴刻三道弦纹。白胎，胎体较薄，通体施青白釉，足端及其底心无釉。
 

 

　　青花孔雀牡丹纹碗底：残，瓷质，元景德镇窑产，发现于东发掘区仓储遗存区域。白胎，胎体厚重，形制较大，仅残存局部碗底，碗底绘缠枝牡丹纹，孔雀呈行走回首状于其间。此纹样较为少见，为元青花纹饰研究提供了重要新材料。
 

 

　　卵白釉“枢府”款盘：残裂，拼接修复，元景德镇窑产，出土于西发掘区河道（HD1）内。口径16.1厘米，底径5.3厘米，高4.3厘米。敞口，尖唇，浅弧腹，圈足；内壁模印牡丹纹，“枢、府”二字对称模印于花卉之间，底心亦有花卉纹；白色薄胎，通体施卵白釉，足底无釉。除此之外，还发现有“福、禄”款。

　　除了瓷器之外，还有其他遗物：陶器主要器形有缸、罐、壶、瓶等；木器主要有梳子、木盆等；骨器有簪、占卜龟甲等；铜器主要有铃铛、器盖、勺、铜钱等；石器主要有柱础、磨盘、臼、砚台等；琉璃器主要有簪等。

　　五、遗址的年代、分期和性质

　　遗址年代

　　根据遗址发现的遗迹现象和遗物特征，该遗址现存文化遗存的主体年代为元代中晚期，下限为明代初年。

　　遗址分期

　　根据考古发掘情况来看，遗址出土遗物主要为瓷器，且时代集中，差异不明显，故根据主体建筑基址的叠压、打破关系，遗址核心文化遗存可分三期：第一期为元代中晚期，第二期为元代晚期，第三期为元末明初。

　　遗址性质

　　遗址东发掘区房屋基址规模较大，有大型围墙，墙体厚重，内部建筑分组规划，道路布局规整，且发现大量瓷片堆积迹象，初步推测该区为元代仓储区及其遗存。

　　遗址西发掘区房屋建筑基址密集，规制相对东区较小，叠压扰乱较为严重，但能看出有一定的规划布局，且发现有多处灶台，初步推测该区为元代居住生活区遗存。

　　总之，遗址发现了元代中晚期大型院落基址及仓储遗存、居住生活基址，且道路、水系完整，建筑基址分布有序，并且出土了数以吨计、具有商品属性的瓷器，又紧邻有大元第一码头之称的“太仓港”，故初步推测遗址是大元王朝在江南地区经营的一处瓷器贸易集散地及仓储遗存。

　　六、遗址废弃原因的推测

　　太仓于元末筑城，适值农民战争频发时期，太仓作为经贸富庶之地，被多次劫掠、甚至屠城，直至“千门万户俱成瓦砾矣”。遗址位于城内东门附近，水路交通线致和塘南岸，又是经营瓷器贸易之所，必为战争劫掠、破坏首冲之地，另外，张士诚据郡城，畏海盗之扰，遂塞至和塘尾以障海潮，开九曲河仅通太仓东门，于是半泾、陈泾古塘等港俱塞，涨以为平陆田畴，无潮汐之利，市民无贩海之资矣。遗址终因元末致和塘等水运航线人为淤塞以及频繁的战乱而废弃湮没于地下。

　　七、遗址发掘中技术手段的应用

　　在遗址的发掘过程中，采取三维扫描技术，对遗址遗迹、遗物等信息全面收集，用于日后的遗址数字化建设，并结合古建筑学对出土元代建筑基址等进行复原研究；与故宫博物院合作，对遗物尤其出土典型瓷器进行成分检测；另外对出土木材进行全面采集，进行树种和年代方面的研究；与宜兴市金陵文物保护研究所合作，对个别重要遗迹现象进行加固、搬迁保护。与上海城建职业学院和南京艺术学院文物修复与保护专业合作，对出土遗物标本进行科学修复工作。

　　八、遗址初步保护规划

　　在发掘过程中，考古发掘部门与太仓市政府及建设部门多次沟通协调，并组织专家论证会，咨询、论证遗址的价值、意义及其保护方案。在多方共同努力下，最终将遗址保护下来，达成一致意见：拟对遗址东部发掘区全面原址回填保护，西发掘区核心区域原址回填保护。

　　鉴于遗址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和文物价值，太仓市政府初步计划在遗址所处区域建设遗址公园、遗址博物馆及配套历史文化街区，希冀在对遗址全面保护的同时，使其历史价值和社会效益均得到充分发挥，让公众能够进一步走进遗址，感受古今变迁，了解太仓历史。

　　专家意见

　　太仓樊村泾元代遗址自发掘开始就受到国家、省、市各级主管部门和有关专家的高度关注，在发掘期间多次组织考察遗址现场，观摩出土文物，召开专家咨询会，对发掘工作给予指导和帮助。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从考古情况来看，该遗址具有官方背景的瓷器贸易集散地性质。太仓应当以此为契机，树立“城市考古”理念，将已发现的相关遗迹点有机串联起来，注重太仓元、明两代特色海运贸易文化的发掘，对接“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对出土数以吨计的龙泉青瓷要耐心整理，努力以建立“元代龙泉窑青瓷标本中心”为方向，开展相关学术交流活动。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李伯谦：太仓樊村泾元代遗址是一个重要的新发现，遗址规模之大，内涵之丰富，遗物数量之多，让人感到无比震撼，无疑是元代海运贸易瓷的一次重大发现，为研究元代龙泉青瓷和海外贸易提供了新的切入点。

　　故宫博物院研究员王光尧：樊村泾元代遗址的发现十分重要，是目前唯一能与港口直接对接的仓储类遗存。遗址出土的瓷器器形纹样与我在海外考察所见一模一样，对研究元代海外贸易和龙泉青瓷有重要学术价值，也将有力地提升太仓海运文化地位。

　　江苏省考古研究所所长林留根：樊村泾元代遗址是近年来有关龙泉青瓷遗存的一次重大新发现。遗址发现的建筑基址规模大，出土遗物数以吨计，器类众多，具备了一个仓储遗存应有的基本属性，对补充元龙泉窑标型器有重要价值。

　　浙江省博物馆研究员沈琼华：樊村泾元代遗址可以说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元代最大规模的港口仓储遗存和生活建筑基址，也是除龙泉窑址考古之外规模最大的一处龙泉窑青瓷遗存。遗址出土的瓷器器形、纹样和种类与我研究过的韩国新安沉船基本一致，推测应当为经太仓港转运外销的商品瓷，为研究太仓港元代海外贸易提供了新材料。

　　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张帆：该遗址出土了这么大量的瓷器，会改变我们对刘家港贸易及港口规模的原有认识，刘家港的地位要远比我们以往想想的重要。遗址的发现提供了不少文献遗漏的信息，对我们进一步了解刘家港在元朝的发展情况，龙泉窑瓷器的转运及销售路线有重要学术研究价值。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秦大树：樊村泾元代遗址规模大，出土近200吨龙泉窑青瓷，一定是一个最重要的龙泉窑青瓷集散地。遗址的发现非常重要，其周边有庆元市舶分司，很可能为庆元港的分港，能推进元代向海外输出中国瓷器最重要的港口庆元港及运营模式的研究工作。（苏州市考古研究所 太仓博物馆）
 

（原文标题：大元瓷仓重现太仓 海丝申遗又添新证——太仓樊村泾元代遗址重大考古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