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年表

公元前140年历史年表 公元前140年历史大事 公元前140年大事记

日期:2019-03-07   来源:网络
公元前140年,即武帝建元元年,以中国传统纪年法干支纪年计算应称辛丑年,属汉武帝统治时期。这一年汉武帝刘彻满17岁,任命一系列官吏,开始推行新政。
中文名
公元前140年
外文名
B.C140
类别
时间
干支纪年
辛丑年
中国朝代
西汉

公元前140年西汉纪实

10月,以“建元”为年号。中国历史从此以年号纪元。帝王以年号纪元,创始于武帝。赵翼《廿二史札记》:“古无年号。至武帝始创为年号,朝野上下俱便于记载,实为万世不易之良法。”建元寓有创始之意,表明武帝就位初始即有锐意变革之壮志也。司马迁后来评论曰:“汉兴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内修法度——封禅、改正朔、易服色。”赵翼认为:“武帝非初登极即建年号也。一元曰“建元”,二元以长星见曰“元光”,三元以郊得异兽曰“元狩”。是帝至元狩始建年号,从前之建元、元光乃“元狩”后重建嘉号,追记其岁年也。”武帝自建元至元封,每六年一改元。太初至征和,每四年一改元。征和四年后,但改为后元年,而无复年号,盖帝亦将终矣。

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敢谏之士。(《资本论》第3卷第780页。)汉高祖11年下“求贤诏”:“今天下贤者智能,岂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之不交故也。今贤人已与我共平定矣,而不与我共安利之,可乎?贤士大夫有肯从吾游者,吾能尊显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汉武帝求贤意亦仿高祖也。(贾山《至言》:“秦始皇居灭绝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无养老之义,无辅弼之士,无进谏之士。”)《东方朔传》:“武帝初即位,征天下举方正贤良文学之士,待以不次方位。四方士多上书言得失。”冬十月,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上亲策问以古今治道,对者百余人。武帝之招贤,意在复古选贤之政也。

《资治通鉴》记武帝于本年召见董仲舒亲自策问。“广川董仲舒对曰:‘臣谨按《春秋》以观天人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灭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降怪异以惊恐之,尚不知变,而后伤败乃至。自非大无道之世,天欲尽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勉强而已。'‘道者,所由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工)具也。'天子善其对。”时董氏年已近六十岁。董氏河北广川人,生于高帝九年,以治《春秋》公羊学,孝景时征为博士。《汉书·匈奴传》称董仲舒亲见四世(高帝、文帝、景帝、武帝)之事。

丞相卫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韩、苏、张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制曰“可”。除儒学外,贬黜诸家不用其为从。政致仕之术。自此令始,学百家言者只能为杂家立说,不能作求仕之道。此即“独尚儒术”之意。但并非灭废百家或不许民间研习百家也。国家官方之主流意识形态与民间非正统意识形态之区别,亦由此为始。

初征以公孙弘为博士,董仲舒为江都相,严助为中大夫。至此武帝乃一改汉初之宗黄老轻儒政策《史记·黥布传》记:高祖语随何,“为天下安事腐儒?”郦食其传记“高祖好溺儒冠。”陆贾传记“陆生时好前称说诗书,高祖骂曰:乃公马上得之,安事诗书?”汉书儒林传记“孝文本好形名之言。及至景帝不任儒者,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故博士具官,未有进者。”

举行皇帝大婚大典,册立陈阿娇为皇后。

2月,行三铢钱。

夏4月行新政。诏立学校之官。

5月,诏修雍之祠,开立乐府,征各国及民间乐曲入礼部。《汉书》卷二二:“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赦吴楚七国奴输在官为隶者。

6月,奉窦太后命,免丞相卫绾,退老归。荀悦《汉纪》:建元元年冬十月,诏:举贤良方正。丞相卫绾奏:“所举贤良,或治刑名纵横之术,徒乱国政,罢之。”春三月,赦天下,赐民爵一级。民年八十年二算,九十复甲卒。行三铢钱。

夏四月,诏:民九十年已上复子若孙,令奉供养。

五月,诏修山川之祀。

以窦婴为丞相,田蚡为太尉。赵绾为御史大夫。王臧为郎中令。遂欲全面推行新制及儒家政治。

以桑弘羊为侍中,入宫主司财计,时年仅13岁。《食货志》:“弘羊,洛阳贾人之子。以善心计,年十三傅中。”洛阳乃周公所建居殷贵族之名城,在汉代亦为通都大邑。“东贾齐鲁,南贾梁楚”,商业最为发达。吕不韦失相后曾谪居洛阳。贾谊亦出身“洛阳少年”。

秋7月,诏罢苑马以赐贫民。

议设立明堂,以朝诸侯。为此征询百官及博士议。然皆不明古之明堂礼制,乃遣使征鲁申公。申公,宿儒,曾从学于荀子。通明堂、巡狩、改历、服色从古制。申公乃赵绾、王臧之师也。立明堂之制,欲以订诸侯朝觐之礼。盖武帝登基年少,诸侯王或为叔,或为从兄、兄长,蔑其年少而不尊。建明堂朝觐之制,序上下尊卑之礼,有尊隆王权之作用。因之,要不要立明堂,此遂成为当时政治斗争之一大焦点。

冬十月,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丞相卫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

是年,内史宁成得罪下狱。旋逃去,在乡租陂田数千顷,役使贫民数千家。数年,积资数千万。

公元前140年西方大事

1.公元前140年,波斯东部人民在西徐亚南部的帕提亚国王米特拉达特一世领导下,摆脱了希腊人建立的塞琉古王国的统治而独立。塞琉古王国联合中亚的塞种人反扑,一度将独立运动镇压了下去。

2.海盗“peirato”一词在大概公元前140年被古罗马的史学家波利比奥斯第一次使用。希腊著名史学家布鲁达克在公元100年左右给海盗下了最早的明确定义:非法攻击船只以及沿海城市的人。

3.罗马剧作家阿克齐乌斯,一生主要在罗马度过,到过雅典和小亚细亚。他写过40多部悲剧,第一部剧本于公元前140年演出。

4.贝鲁特被焚毁。贝鲁特,黎巴嫩首都,经济和文化中心,地中海东岸最大港市。位于海岸中部一个三角形小半岛上,傍圣乔治湾,背靠黎巴嫩山,港口可容大型海轮。长期为西亚中部地区的西方门户。气候温暖,年平均气温21℃,年较差小,冬季多雨。始建于公元前15世纪,是腓尼基的一个重要港口。公元前140年被大火焚毁。

公元前140年通鉴记载

世宗孝武皇帝上之上建元元年(辛丑,公元前一四零年)

冬,十月,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上亲策问以古今治道,对者百馀人。广川董仲舒对曰:“道者,所繇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故圣王已没,而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政乱国危者甚众;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灭也。夫周道衰于幽、厉,非道亡也,幽、厉不繇也。至于宣王,思昔先王之德,兴滞补敝,明文、武之功业,周道粲然复兴,此夙夜不懈行善之所致也。

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故治乱废兴在于己,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悖谬,失其统也。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壹于正,而亡有邪气奸其间者,是以阴阳调而风雨时,群生和而万民殖,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毕至,而王道终矣!孔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贱不得致也。今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势,又有能致之资;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爱民而好士,可谓谊主矣。然而天地未应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也。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太学以教于国,设痒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圣王之继乱世也,扫除其迹而悉去之,复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习俗已成,子孙循之,行五六百岁尚示败也。秦灭先圣之道,为苟且之治,故立十四年而亡,其遗毒馀烈至今未灭,习俗薄恶,人民嚣顽,抵冒殊扞,熟烂如此之甚者也。窃譬之:琴瑟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乃可鼓也;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

“臣闻圣王之治天下也,少则习之学,长则材诸位,爵禄以养其德,刑罚以威其恶,故民晓于礼谊而耻犯其上。武王行大谊,平残贼,周公作礼乐以文之;至于成、康之隆,囹圄空虚四十馀年。此亦教化之渐而仁谊之流,非独伤肌肤之效也。至秦则不然,师申、商之法,行韩非之说,憎帝王之道,以贪狼为俗,诛名而不察实,为善者不必免而犯恶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饰虚辞而不顾实,外有事君之礼,内有背上之心,造伪饰诈,趋利无耻,是以刑者甚众,死者相望,而奸不息,俗化使然也。今陛下并有天下,莫不率服,而功不加于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闻,则高明矣;行其所知,则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于它,在乎加之意而已。’愿陛下因用所闻,设诚于内而致行之,则三王何异哉!

夫不素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养士之大者,莫大虖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国之众对,亡应书者,是王道往往而绝也。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县令,民之师帅,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师帅不贤,则主德不宣,恩泽不流。今吏既亡教训于下,或不承用王上之法,暴虐百姓,与奸为市,贫穷孤弱,冤苦失职,甚不称陛下之意;是以阴阳错缪,氛气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济,皆长吏不明使至于此也!

夫长吏多出于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选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贤也。且古所谓功者,以任官称职为差,非谓积日累久也;故小材虽累日,不离于小官,贤材虽未久,不害为辅佐,是以有司竭力尽知,务治其业而以赴功。今则不然,累日以取贵,积久以致官,是以廉耻贸乱,贤不肖浑肴,未得其真。臣愚以为使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以给宿卫,且以观大臣之能;所贡贤者有赏,所贡不肖者有罚。夫如是,诸吏二千石皆尽心于求贤,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遍得天下之贤人,则三王之盛易为,而尧、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为功,实试贤能为上,量材而授官,录德而定位,则廉耻殊路,贤不肖异处矣!

“臣闻众少成多,积小致巨,故圣人莫不以暗致明,以微致显;是以尧发于诸侯,舜兴虖深山,非一日而显也,盖有渐以致之矣。言出于己,不可塞也;行发于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故尽小者大,慎微者著;积善在身,犹长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积恶在身,犹火销膏而人不见也;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纣之可为悼惧者也。

夫乐而不乱,复而不厌者,谓之道。道者,万世亡敝;敝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处,故政有眊而不行,举其偏者以补其敝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将以救溢扶衰,所遭之变然也。故孔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顺天命而已;其馀尽循尧道,何更为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变道之实。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继之救当用此也。孔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于虞,而独不言所损益者,其道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是以禹继舜,舜继尧,三圣相受而守一道,亡救敝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损益也。繇是观之,继治世者其道同,继乱世者其道变。

“今汉继大乱之后,若宜少损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共是天下,以古准今,壹何不相逮之远也!安所缪盭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于古之道与,有所诡于天之理与?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齿者去其角,傅其翼者两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禄者,不食于力,不动于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与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况人虖!此民之所以嚣嚣苦不足也。身宠而载高位,家温而食厚禄,因乘富贵之资力以与民争利于下,民安能如之哉!民日削月朘,浸以大穷。富者奢侈羡溢,贫者穷急愁苦;民不乐生,安能避罪!此刑罚之所以蕃而奸邪不可胜者也。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视效,远方之所四面而内望也。近者视而放之,远者望而效之,岂可以居贤人之位而为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财利,常恐乏匮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义,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负且乘,致寇至。’乘车者,君子之位也;负担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为庶人之行者,患祸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当君子之行,则舍公仪休之相鲁,无可为者矣。“《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天子善其对,以仲舒为江都相。会稽庄助亦以贤良对策,天子擢为中大夫。丞相卫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韩、苏、张之言乱国政者,请皆罢。”奏可。董仲舒少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学者皆师尊之。及为江都相,事易王。易王,帝兄,素骄,好勇。仲舒以礼匡正,王敬重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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