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历史

段祺瑞向日本借1.45亿日元,一开始就没打算还?

日期:2020-03-12 来源:故宫历史网 阅读:

“西原借款,是日本在1917~1918年间,以秘密或半公开的名义,共计八次借给段祺瑞政府款项的总称。这批借款总额为1.45亿日元,由当时日本首相寺内正毅的特派代表、段祺瑞的日本顾问西原亀三经手办理,故称西原借款。

一、西原亀三的目的

北洋政府借这笔钱,主要是为了维系政权的基本运作

自辛亥以来,由袁世凯时代开始,因财权大部落入地方之手,民国中央政权的维系,始终不得不依赖外债的支援。比如,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曾面临无力供养“革命军队”的难题;袁世凯接手后,也只能向四国银行团借款,否则军队无法安置,南北势必碎裂,民国也就无从诞生。

西原借款的时代背景,也大体相似。为支持洪宪帝制,中国、交通两大中央银行不惜牺牲储户宣布停兑,国家财政已濒临崩溃;各省应解往中央的款项,全被督军扣留;旧公债未能整理兑付,政府信用大失,发行新公债也无人认购;借外债也因信用不佳,受制于五国银行团,难以磋商……以上种种,是袁世凯死后、段祺瑞上台时所面临的财政困境。

在这种情形下,日本主动提出愿意借款,对段祺瑞政府而言,实可谓雪中送炭。

该项借款的促成,与日本学者西原亀三关系极大。西原素以知华闻名,且以“亲华”为其一贯的政治立场。1916年,西原第一次访华,他得到的感受是,日本经济在中国的存在感极低:

 

“日本在中国的经济地位甚为微弱,据闻比利时的在华投资已达八亿以上,而我国尚不满五千万元(东三省除外)。以目前之现状观之,日本之所谓在华经济势力,实尚未达最起码之条件”,“就目前的日中关系看来,两国之间连一个小小的经济基础都没有。恰如建筑房屋必先打好地基一样,目前首先打下一个经济基础,实为当务之急。”

 

那么,该如何提升日本在华的经济基础呢?西原的建议是:

 

“日本之财力远不如欧美各国雄厚,以此薄弱之财力,与欧美各国角逐,确保在华之经济优势,其唯一途径,实为日华货币之并用流通并辅以王道主义之贯彻实行。若此举得以实现,则日本之在华经济势力当可自然发展,以至百世不衰。”

 

图:西原亀三

具体来说,就是通过借款给北洋政府,帮助中国整顿濒临崩溃(或者说已然崩溃)的财政、金融体系,改革中国的币制,逐步实现“日中货币混合”。其最终目的,是达成一种所谓的“双赢”——日本向中国提供经济发展必需的资金、中国向日本提供工业发展必需的原料,将两国经济牢牢捆绑在一起。

西原的原话是:

 

“使中国国民开发其国土,享受其实惠,同时与振兴帝国工业契合一致,使日华成为一体,谋求自给自足之道,经济上、国防上如胶似漆地结盟。”

 

不过,西原的“双赢”,在当时及日后的中国知识界看来,其实相当于一种经济侵略,所谓“与振兴帝国工业契合一致,使日华成为一体”,究其本质,是希望中国经济以满足日本工业发展之所需为走向

以上是日本提供西原借款时,在经济层面的考虑。在政治层面,西原借款还有改善中日两国剑拔弩张关系的用意。

寺内内阁的前任大隈内阁,长期惯以武力入侵、外交恫吓等手段对待中国,导致中国朝野对日极为反感。尤其是在“二十一条”风波之后,中国朝野的对日恶感,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连知日派政客曹汝霖、亲日派军阀张作霖等,也对日本表现出了强烈的警惕与敌意。

 

图:寺内正毅,1916年10月~1918年9月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

对这种反日情绪,西原访华期间深有体会。比如,在商议借款的会见中,曹汝霖曾“突然改变声色”,以一种极具敌意的语气质问西原:

 

“寺内内阁所标榜的中日亲善,远东持久和平的宗旨和纲领我已充分了解,并认为是十分良好的。但是,这些想法倘若不能如愿以偿,是否还准备了第二套政策呢?……寺内首相的第二种政策是吞并东三省吧?”

 

据西原回忆,他当时的感觉是,曹汝霖的这些话“好象不是说出的,而是喷出的”

亲身体验了中国朝野激昂的反日情绪后,西原反思道:

 

“由此可见:日本对华的那些不义行为,究竟是怎样地刺激了中国人的神经,刺伤了他们的感情,加深了他们对日本的猜疑心。及今思之,犹觉不寒而栗。”

 

当时,军阀张勋极力反对中日合作,公开的反对理由是“中国与日本合作,犹如与虎同眠。目前日本虽然戴着一个假面具,但不久就会无疑抛除假面,露出它那豺狼的本性”。基于上述体验与反思,西原也颇能理解张勋的立场,曾如此感慨道:

 

“从张勋本人的立场及日本过去的所作所为来看,他的这种看法,也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图:西原借款的具体项目与利率(引自《银行周报》1924年第47期)

 

二、借款条件“并没有十分苛求”

因为西原亀三与寺内内阁有着上述经济层面(中日经济一体化)与政治层面(改善剑拔弩张的中日关系)的诉求,所以较之同时代的其他外债,西原借款开具的条件可谓优厚。西原曾建议寺内内阁,在设置借款条件时要尽量避免引起中国的反感:

 

“对华借款应避免过去那种以获取权利为主、赤裸裸地强迫中国接受的态度。先以稳妥的条件提供贷款,在增进邦交亲善的同时,采取促其主动向我提供有力的权益的手段。”

 

比如,北洋政府所借的其他外债均附有手续费,但西原借款“自始至终没有手续费,参与此次借款的人谁也不得要求手续费,也不给与任何佣金。”北洋政府的财政部官员周叔廉也承认,日本在借款条件上没有苛求,没有设置障碍:

 

“(日方)对借款的条件并没有十分苛求,对于押品尤为空泛,铁路垫款则铁路并没有进行兴建,其他押品只在借约上空言指定,并没有实行接管。”

 

而当贷款无法收回,这些优厚的借款条件,也就很自然地成了日本国内舆论指责西原亀三与寺内内阁“卖国”的主要证据。对此,民国中日关系史学者王芸生有一段评价:

 

“自另一种意义言,亦可谓彼等之卖国。盖以二亿巨资,一无切实之抵押,二无高息回扣,结果强半流为无着落之滥债,无怪寺内、胜田诸人受其国人之攻击也。”

 

图:西原借款的担保情况(引自《银行周报》1924年第47期)

 

西原借款之所以“一无切实之抵押,二无高息回扣”,与西原亀三本人的政治愿景——以“王道主义”改善中日关系,进而在中国扩张日本的势力——有极大的关系。当时,日本政府曾委托西原亀三前往劝说段祺瑞政府对德宣战,西原的回应是:

 

“只要政府能改变过去那种似是而非,自欺欺人的日中亲善关系,诚心诚意地和中国携手合作,本人亦愿欣然前往。但日本必须努力对中国付出最大的善意与支持。”

 

按西原的建议,所谓“付出最大的善意与支持”,包括如下四项条件:

 

(1)归还约二亿日元的庚子赔款。
(2)怂恿列强承认中国提高关税。相应的,中国停止征收扰民病商的厘金税和阻碍产业发达的其他苛捐杂税,停止棉花,羊毛、铁等项物资的输出税。
(3)废除治外法权和租借地。
(4)提供约三千万日元的援助,以为参战和建军之用。”

 

这些建议太过“激进”,自然不会被当时的日本政府采纳。但从这些建议中,不难窥见西原亀三以“王道主义”改善中日关系,进而在中国扩张日本势力的政治理念。

 

三、借款用在了什么地方?

西原亀三希望借款用于发展中国的经济(最好是与日本工业所需配套的领域),但北洋政府拿到该项借款后,主要用在了政府的日常运作与军费方面。

依据北洋政府财政部的存档数据,日方曾得出过一组西原借款开支的不完全统计,该统计显示,直接财政性支出占西原借款总支出的65.22% ;军费占总支出的25.40%(见王芸生:《西原亀三对西原借款之回忆》,《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北京:三联出版社,1981)

曹汝霖参与了西原借款的交涉,又做过段祺瑞内阁的财政总长,他很清楚西原借款的用途趋向。在回忆录中,他如此写道:

 

“余摄财政十个月,经手借款为一亿零五百万日元。此外参战借款等,均为陆军靳云鹏经手,与财政部无关,余亦未尝顾问。而我经手借款之中,除了二千五百万日元为交通银行所借,二千万日元为东海所用,财政部实用者只有六千万日元,合之银元尚不足五千万元。而余在任,官员无欠薪,军警无欠饷,学校经费月必照发,出使经费月必照汇,即清室优待费用四百万元从未积欠,至交卸时,库存尚有三百万元,此皆财政部有帐可稽……”(曹汝霖《一生之回忆》,见《兼长财部西原谈借款》一节)

 

这段回忆,也可以佐证西原借款大部分用在了给官员发薪、给军警发饷、给公务员发工资等事情上。这种资金流向,与北洋政府中央财政体系的瘫痪、崩溃是直接相关的。

 

图:西原借款从实业建设挪用为政府运作开支的基本情况(引自《银行周报》1924年第47期)

 

四、“这些借款谁打算还他呀”

北洋政府当日,欲维持政府的正常运作,必须要对外借款;其他国家的借款很难获得,而西原借款的条件又如此优厚,段祺瑞自然没有拒绝的理由。

不过,据曾做过冯国璋的幕僚、时任段祺瑞内阁秘书长的恽宝惠回忆,自借款伊始,段祺瑞就不打算向日本还款:

 

“一天,细雨初晴。冯国璋(时任代总统)打电话到国务院,约段祺瑞(总理)到公府去,有事面谈。……段刚一坐下,冯就说:现在外面都说你竟向日本借债,打内战搞武力统一,你要慎重啊。段问:谁说的?是谁在发这种不利于国家的谬论?冯说:你别管是什么人说的啦,事情不是明摆着吗?段说:政府经济拮据,处处需要钱,入不敷出,不借债怎么办?……冯说:可是债借多了,将来怎么还哪?打仗又没有必胜的把握,枉使生灵涂炭,实在叫人痛心!我看还是都慎重点好。段说:慎重是对的,可是不能不干事呀。咱们对日本也就是利用一时,这些借款谁打算还他呀,只要咱们国家强起来,到时候一瞪眼全拉倒!(《北洋人士话沧桑》,第45页,恽宝惠讲述,王毓超记录)

 

图:段祺瑞

类似的话,段祺瑞对左右之人似乎说过不止一次。曾在段祺瑞公馆长期工作的王楚卿也回忆道:

 

“段祺瑞掌握政权的时代,曾向日本人大量借款,购买日本军火,在军队里还聘用了若干日本教官,所以大家都说段祺瑞亲日。不过老段也有他的一套想法。他常说:咱们对日本,也就是利用一时。这些借款,谁打算还他呀!到时候一瞪眼就完了。(《文史资料选辑 第14卷 第41辑》,第224页)

 

段祺瑞既无意偿还——实际上段执政期间完全无力偿还,加上政局动荡、借款担保又非切实之物(比如用来担保的铁路,因借款被挪作他用,根本就没修建),段倒台后,后继者更无意替段还债,西原借款的绝大部分,遂都打了水漂。时任财政部库藏司出纳主任的周叔廉,在回忆文章中写道:

 

“除了交通银行第一次借款日金五百万元在1920年正值日金汇价低落的时候已经还清外,其余各借款到期本息,到了中国政府(笔者注:指国民政府,国民政府曾一度坚持“对于贿选总统之下的北京政府所借的外债概不负责偿还”的政策)的时候,日本债权方面对于约定的担保品无法处分,变成了一笔大滥账。”

 

西原借款无法得到归还(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曾整理外债,西原借款曾是南北纷争的焦点,政治色彩浓厚,故日方虽一再要求偿还,但考虑到舆论影响,南京长期采取了搁置态度),日方预设的政治、经济目的也未获实现,日本国内舆论指责该项借款实乃卖国之举者,遂日益增多。寺内内阁“对华释放善意”的政策路线(以经济手段怀柔而非以军事手段压迫、注意与欧美各国协调同步),也失去了市场。

原敬内阁上台后,在“对华借款及财政援助”方面采取了严格管控的政策,“废止了寺内内阁时代的援段政策”,停止了对华贷款。中日关系的基调,也回到了剑拔弩张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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