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史趣闻

他第一个意识到,应该教中国人如何正确开会

日期:2020-03-13 来源:故宫历史网 阅读:

今天是孙中山先生辞世95周年。

 

很多人知道孙先生有一个“孙大炮”的绰号,意在讽刺他太多空想;却未必知道,孙先生也是一个实行家,他是致力于教中国人如何正确开会的第一人。

 

一、“孙大炮”考

 

孙中山“大炮”绰号的来源,流传最广的一种说法,出自唐德刚的《袁氏当国》一书。该书称,袁世凯听了孙中山的铁路计划后,“背后语人,就说孙文是个‘大炮’”、“中山的‘大炮’的诨名,据说就是袁世凯叫出来的”。

 

唐德刚的说法是错的,“孙大炮”之名并非始于袁世凯。所谓“大炮”,源于粤语的“车大炮”(也作“扯大炮”),意指吹牛、说大话,即形容某人好说空话,实际并不能成事。

 

最早指孙中山为“大炮”者,是一些海外华侨。清末最后十年,海外华侨中的上层人士多支持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保皇党。1910年,孙在芝加哥拜访华侨宣传革命,一位开洗衣店的华侨即对他说:

 

“你不要进来,我不听你的‘车大炮’,你要进来,我就用烫头掷你!”①

 

孙只好无奈离开。这位华侨说孙在“车大炮”,显然是认定了孙的革命主张很难实现,甚至是不可能实现。他没有想到的是,仅仅过了一年,清廷就土崩瓦解了。

 

嘲笑孙为“车大炮”者,有不认同其主张的华侨,有仇视他的政敌,也有革命党阵营中的部分同仁。孙在民国初年撰写了以《建国方略》为代表的诸多计划书,“作成种种建设的计划,提出来想实行”,结果就招来了政敌的讽刺,也引起了部分同仁的反对,“客气的说他是理想家,不客气的人嘲笑他是孙大炮”。②孙后来提倡“知难行易”,强调找出正确的方向、知道该往哪里走才是最难,多少包含着对这种嘲笑的回应。

 

这种来自同仁的嘲笑,主要集中于孙的铁路建设计划。时人回忆称,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后,成员复杂,“中山先生提出建设铁路计划等等,内部就有人诋毁中山先生为孙大炮”,“总理主张修建十万英里的铁路,许多人认为总理理想太高,不能实现,加他以孙大炮的诨号来讥笑他”。③

 

图:美国移民局档案,1904年的孙中山

 

在1912-1913年间,孙多次说过自己的目标是在十年之内“为中国造二十万里铁道”;在1919年写就的《建国方略》中,则设想在十年之内建成“十万英里之铁路”。

 

无论是“二十万里”,还是“十万英里”(1英里约等于1.6公里),孙设想的铁路建设里程,确实相当大胆。即便是在今天,也仍让许多人觉得不可思议。他们批评道:(1)孙提出“十万英里”这一数字太浮夸了,须知中国的铁路通车总里程,在1950年还只有2.2万公里,到2015年初才突破11.2万公里;(2)孙在《建国方略》中绘制的铁路规划图,“与其说是铁路规划,还不如说是各大中城市之间的连线游戏……相信施工人员看到那么多笔直线路,上吊投河的心思都有了!”

 

这种批评当然有它的道理。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孙当年拟定的铁路建设计划,并非拍脑袋拍出来的,而是参考了美国的铁路发展史——美国在1880-1890这10年时间里,建造的铁路里程,确实超过了二十万里。按孙的设想,他希望通过出让一定年限的铁路经营权,将美国资本、法国资本与日本资本引进来,并利用他们的技术,来帮助中国修筑铁路。如此,参照美国在十年内修出超出二十万里铁路的成绩,他将自己的铁路建设目标也定在了“十年二十万里”与“十年十万英里”。

 

这些关于铁路的资料与见识并不全面,但相对而言,却已比大多数嘲笑孙为“大炮”者要专业得多了。

 

图:美国铁路里程变化图,转引自欧国立《轨道交通经济学》,中国铁道出版社,2014,第61页

 

澳大利亚记者端纳,曾陪伴孙中山做过一次北方铁路考察之旅,亲眼见证了孙坐在列车中绘制“铁道线路规划图”的情景:

 

“小小的铁路建设者坐在他的地图前,在一处标上一条新线,把这条线取直,又把那条线取直。他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梦想中,沉浸在那种使你脉搏跳动、血液沸腾的梦想中。最后所有的省会都被干线连起来了,所有专区城市都用小线连起来,在各个方向还有分支,就象大榕树一样,这是一个令人惊奇的制作。”

 

端纳认为,孙在画线时,没有考虑到悬崖、峡谷、山岭、冰川、森林、沙漠、河流、湖泊带来的干扰。他曾对孙开玩笑说,“那条绕过西藏的铁路永远也没法建成——当然,你可以用毛笔和墨水来建。你的线路要经过的一些通道有18000英尺高。

 

端纳的玩笑,孙中山自然知道。但他绘制的只是一张粗糙的示意图,旨在依据核心城市的位置设计出铁路干线与支线的大概情状,而不是绘制精准的线路施工图。责备孙的示意图用了太多直线,说它会将施工人员逼到上吊跳河,未免有些无理取闹。

 

图:孙中山绘制的铁道线路规划图

 

当然,使用“孙大炮”这一绰号最多者,仍是孙的政敌。1913年,孙赴北京会见袁世凯,宴会上有北洋系军官高声议论“共和是北洋之功”,“孙中山一点力量也没有,是大话,是孙大炮”,乃至说孙是“大骗子”。孙没有理会这种挑衅,“从容如常”至宴会结束。④另据袁同畴回忆,陈炯明与孙中山关系恶化后,也总是“开口闭口都称孙大炮”,袁虽不是国民党人,但听在耳中仍觉刺耳,毕竟“孙先生总是上官,陈氏总是部下”。⑤

 

“孙大炮”这个绰号,让许多人先入为主对孙产生了恶感。谭延闿就是其中之一,他早年“开口闭口跟着一些人骂孙中山是只会说大话、放大炮的一个人”,直呼其为“孙大炮”。到了晚年,谭有机会与孙亲密接触,观感才渐渐发生变化。据谭自己说:

 

“我自追随孙先生左右,朝夕领教以来,才逐渐认识到,孙先生不是我从前所听说的孙大炮,而确是一个文通中外、学贯古今的有真才实学的人。”⑥

 

也有不少人为孙中山鸣不平。比如张友渔在1926年写文章说,今天的中国,愿意“放大炮”的人实在太少,思想上,政治上,社会上,到处都是“洗不尽、扫不完的垃圾”,必须得用大炮才能将之轰掉,所以正需要孙中山这样的人物,“孙中山被称为大炮,适足见他的伟大,放冷箭的人们,可以休矣!”⑦

 

孙中山自己,也常使用“孙大炮”这个绰号。据林丛郁回忆,孙喜欢在演讲中用“孙大炮”这个梗开篇,比如说什么“广州有很多人叫我做孙大炮,好吧,现在我就要开大炮了,……”1923年,孙在“全国学生评议会”上演讲,就开玩笑般提到“广东人说我是大炮,孙大炮”,然后一本正经拿日本的例子鼓励学生,开起炮来,说只要众人同心协力找对方向,“十年以内,中国就可以为世界最强的国家”。⑧

 

关于“孙大炮”,民国国会议员丁超五有一段回忆,也很有意思。时为1918年,徐世昌当选北洋政府大总统,徐此前对张勋复辟之事态度暧昧,孙不能认同,对丁超五说应该反对徐世昌。丁回应说我们没有这个力量,不应当说这个话,否则容易遭到针对。孙不以为然,反问道:

 

“难道我们连说话的勇气全没了么?”

 

丁超五后来感慨,“先生被有些人讥诮为孙大炮,其实,他是正气充沛,敢于表达自己的见解。”⑨

 

图:1911年底,孙中山与黄兴等人在上海讨论组建临时政府等事宜

 

二、“实行家”的遗憾

 

同时代之人当中,最理解孙中山者,或许当属胡适。1919年,针对“孙大炮”之类的责备,胡适写了一篇长文,如此描述他心目中的孙中山:

 

“中山先生是一个实行家,凡是真实行家都有远见的计划,分开进行的程序,然后一步一步的做去。没有计划的政客,混了一天算一天,嘴里说‘专尚实际、不务空谈’,其实算不得实行家,只可说是胡混。中山先生一生所受的最大冤枉,就是人都说他是理想家,不是实行家。其实没有理想计划的人决不能做真正实行家。我所以称中山先生做实行家,正因为他有胆子敢定一种理想最大的建国方略。但是大多数的政客都是胡混的,一听见十年二十年的计划。就蒙着耳朵逃走,说‘我们是不尚空谈的’。中山先生一生就吃了这个亏。不是吃他的理想的亏,是吃大家把他的理想认作空谈的亏。他的革命方略,大半不曾实行,全是为了这个缘故。”⑩


如胡适所言,孙确有一种“理想最大的建国方略”,具体说来就是民族实现独立、民权落到实处、民生实现富足。也如胡适所言,孙是一个真正的“实行家”,很明白越宏大的理想越需要从细节处筑基——1917年孙出版《会议通则》,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会议通则》是一本教人如何开会的书。

 

孙想教国人怎样开会,至晚可以追溯到辛亥革命前夕。据蒋梦麟回忆,武昌起义前,孙拿了一本关于“罗伯特议事规则”的书,交给他和刘成禺,要他们译成中文,且强调这个东西很重要,是西方“民权发达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民主政治的基础”。蒋、刘二人口头答应,但没当回事。⑪

 

“罗伯特议事规则”出版于1876年,以美国众议院议事规则为蓝本;经不断修订,时至今日,仍是美国使用极为广泛的民主议事模式。为将这种议事模式传播给国人,孙还曾拜托过廖仲恺来翻译。但廖的回应与蒋、刘二人差不多:

 

“当时兄弟以为这种书干燥无味,太没意趣,所以不甚当心,遂置诸高阁。”⑫

 

1916年,孙终于决心抽出时间,亲自动手编一本教人如何开会的通俗教材。考虑到国人文化程度较低,孙选用了一位美国妇女运动先驱Harriette Lucy Shattuck的同类作品作为译写的底稿(该作品旨在写给美国一般女性阅读,较为通俗),还参考了包括“罗伯特议事规则”在内的其他几种资料。

 

1917年春,该书出版,定名为《会议通则》。为扩大传播,孙又在报上公开声明,放弃版权⑬。稍后,又将书名更改为《民权初步》,以求引起关注。在孙看来,要将“民权”从口号落到实处,第一步就是要先学会怎样开会。

 

 

孙的这种认知,相当超前。当时流行的风气是“启蒙”民众,跟他们讲各种与“民权”相关的大道理。惟有孙,用了5万余字,来教民众如何开会——包括如何召集会议、如何提出议案、如何议事、如何表决……等等。孙解释说,自己写的是一本“兵家之操典”, 不是用来诵读,而是用来练习的。

 

该书可操作性极强。158个小节,解决的全是会议中可能遇到的各种真问题。譬如,书中规定,提交讨论的议案,必须统一“从正面主张,不可从反面主张”,应该说“我主张做××事是有利的”,而非“我主张做××事是不利的”,以免引发不必要的混乱。再如,常有开会时议员够法定数量,但中途有人离场又导致议员不足法定数量的情况,这时候,会议还要不要进行下去?书中给出了具体的可执行的规则:会长没有主动中止会议的必要,除非有议员提出缺额问题,才须停止讨论,清点人数,若不足法定数额,则宣布散会。

 

晚清的资政院、民初的国会,在开会议事时常常乱作一团乃至打成一片,议员们没有经过民主议事训练、不懂如何开会,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孙写出五万字的《民权初步》,也正是基于之前的这些教训。⑮

 

图:晚年孙中山

 

胡适在康奈尔大学学生会里,实战演练过“罗伯特议事规则”。他在看了孙中山的《民权初步》后曾说:

 

“我完全同意他的看法,民主议会程序,实在是实行民权政治的初步。” ⑯

 

胡适认为,《民权初步》是孙中山最重要、最有价值的著作。

 

遗憾的是,《民权初步》并未发生孙中山所期望的效果。孙生前这本书没有获得时人的关注,孙去世后情况更为惨淡。国民政府虽以孙的继承者自居,但其会议从未以《民权初步》为指导,长期乱作一团。以致于熊式辉曾在1940年代无奈感叹

 

“以我的经验,在开会(乡民大会)的时候或者是没有人,有人也开不好会,只有打架。……我们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会议就没开好过,不要说那些农民。”⑰

 

孙中山是中国近代政治人物中,第一个意识到有必要教普罗大众如何开会的人,也是唯一一个致力于教普罗大众如何开会的人。

 

这样的人物,怎么会是“孙大炮”呢?

 


 

注释

①梅斌林:《关于辛亥革命前孙中山在美国芝加哥活动的回忆》,《广东文史资料(第25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68页。

②胡适:《知难,行亦不易》,朱正编选《胡适文集(第3卷)》,花城出版社2013年,第36页。

③朱蕴山:《纪念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追忆宋玉琳与韩蓍伯》,《朱蕴山诗文集》,团结出版社2008年, 第113页;《总理遗嘱的意义》,朱燕平编《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文献类编1927—1949》,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84页。

④张国淦:《孙中山与袁世凯的斗争》,刘萍、李学通主编《辛亥革命资料选编(第4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316页。

⑤张朋园等记录《袁同畴先生口述历史》,九州出版社2013年,第180页。

⑥方鼎英:《谭延闿的湘军及其与孙中山的关系》,《广东文史资料精编(上)》第1卷 ,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年,第468、469页。

⑦张友渔:《革命党与大炮》,《张友渔文选(上)》,法律出版社1997年,第10页。

⑧段云章、沈晓敏编著:《孙文与陈烔明史事编年》,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30、531页。

⑨丁超五:《护法时期追随中山先生琐记》,《文史资料选辑(第103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5年 ,第74、75页。

⑩胡适,《〈孙文学说〉之内容及评论》,刊于1919年7月20日《每周评论》第31号。

⑪黄季陆,《蒋孟邻先生与国父的关系》,《传记文学》第5卷第2期。另可见:蒋梦麟,《追忆中山先生》。

⑫《作事必须有恒心》,《廖仲恺集》,中华书局,1963,第159-160页。

⑬《孙先生牖民之作》,《民国日报》1917年3月5日。

⑭孙中山,《民权初步》。

⑮可参见:李启成/点校,《资政院议场会议速记录——晚清预备国会论辩实录》,上海三联书店,2011。张朋园,《中国民主政治的困境 1909-1949晚清以来历届议会选举述论》,上海三联书店,2013。

⑯《胡适口述自传》,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1,第54-55页。

⑰李启成,《议事之学与中国近代的民权演进》,《法学家》201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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