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历史

蒋经国「上海打虎」败因:迷信权力,不尊重经济规律

日期:2020-03-18 来源:故宫历史网 阅读:

1948年,蒋经国奉命前往上海控制通涨,虽发出“只打老虎、不拍苍蝇”的豪言壮语,但最终铩羽而归,被打疼的也不是老虎,反是普通民众。

何以如此?

一、改革设计上的缺陷

为抑制通胀、控制物价,国民政府于1948年8月决定进行货币改革,用新的金圆券,来代替已丧失了信用的法币,此即所谓的“金圆券改革”。

金圆券改革大体包括了四个方面的内容:(1)强制民间交出真金白银,按政府规定的价格,以金圆券将其收归国有,逾期不兑换者被发现一律没收;(2)冻结公私员工的薪水,不许其继续按生活指数的变化调整,以控制民间的货币总量;(3)限制物价增长,尤其是城市日用品的价格;(4)对沪津穗汉四地的公私仓库进行封锁检查,以控制物资,防止商人囤积居奇。

这些看似合理的改革内容,落实到具体操作时,却存在诸多设计上的缺陷。比如,为防止有权力背景的豪门大户隐匿黄金与外币,方案的设计者王云五曾提出一项计划:

 

“金圆券发行前若干日,将沪津穗汉四市之商业银行行库及各银行出租保管箱一律暂行封锁。”

 

如此,豪门大户与普通民众存入银行的金银外币,都将被“收归国有”,一体兑换为金圆券。但该提案交上去后,讨论的结果却是被删除——事实上,不光此条提案,原设计草案中影响到豪门大户利益的地方,大多遭到了软化或删除。

图:金圆券样本6种

国民政府最终公布的金圆券改革方案规定:

(1)自8月19日起发行新币金圆券,300万法币兑换1元金圆券,限期在10月20日前兑换完毕。
(2)金银及外国币券国有,人民持有之金银外币必须于1948年9月30日以前向当地中央银行兑换金圆券,黄金1两兑换金圆券200元,白银1两兑金圆券3元,银币1元兑金圆券2元,美金1元换金圆券4元。凡持有金、银、美钞而不拿去银行兑换金圆券者,枪毙
(3)限令人民在国外存放款项必需向政府登记,违者严惩
(4)限定全国物品及劳务价格不得超过1948年8月19日标准,废除公教人员与职工按生活指数调查薪资的办法,禁止罢工、怠工和企业关闭。店铺、厂家存货超过两个月者,轻者严惩,重者枪毙

 

改革方案虽然一派杀气腾腾的模样,但如前所述,因为在制度设计上缺乏对豪门大户的强制性管控措施,这种杀气腾腾,最终主要落在了普通民众身上,一如王云五所感慨的那般:“(民间)说此次售给政府的黄金外币,大多出自老百姓和小商人,而真正的大户豪门仍然漏网。”

二、收兑金银成效显著

要想获取民众信任,使民众自愿将手中的真金白银兑换成金圆券,首要之务是政府必须保证金圆券的购买力。而要保证金圆券的购买力,首要之务又是对核心城市的经济实施有效管制,使其物品价格保持稳定、物资供给保持充足。

为此,国民政府行政院曾派出重要官员分赴重要城市。天津是张厉生,王抚洲协同;广州是宋子文,霍宝树协同;最重要的上海,则由蒋经国坐镇。

图:蒋经国

蒋经国到上海后,将抑制物价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将“资本家和大商人”确定为上海物价不稳的罪魁祸首。在8月22日的日记中,蒋经国如此写道:

“自新经济方案公布之后,一般人民对于币制的改革以及经济的管制,多抱怀疑的态度。两天来日用品的价格涨得很厉害。捣乱金融市场的并不是小商人,而是大资本家和大商人。所以要严惩,就应从‘坏头’开始。

“严惩坏头”的铁腕手段,使上海的金银收兑成效居于全国首位。因惧怕惩罚,普通市民大多“主动”前往银行排队,将手中的黄金与美钞兑换为金圆券。如《大公报》1948年8月25日报道:

“今日外滩中央银行目前,清晨六时即有人守候排队,兑换黄金银币和美钞港币的,分别排列,内以黄金和银元兑换的人最多。有许多人早晨六七时排队,到下午一二时还没有兑到。……问他们兑换的原因,说是:要出钱呀,放在那里犯法,又不会涨,就早些卖掉吧!

 

图:南京《中央日报周刊》1948年第9期的报道《人民支持新币:市民踊跃兑换金圆券》

普通民众手里的黄金与外汇终究有限,企业家与商业银行所掌握的才是大宗。欲从这些人手中拿走真金白银,就不那么容易了。蒋经国曾在自己的办公室日夜轮番接见上海的企业主,劝说他们将黄金白银与外币拿出来;作为回应,宁波帮商人刘鸿生,曾拿出800根金条与250万美元(刘的企业也随之基本瘫痪)。但如刘鸿生者终究是少数,蒋经国在上海收兑到的金银,仍主要来自普通民众。一如中经新闻社当日的报道所言:

“工商界某权威者对收兑黄金美钞事,向记者发表观感称:自‘八一九’新经济政策实行迄今,每日均有大量黄金美钞,由市民手中流入国行,该项兑换成绩极佳,足证国民对政府发行新市制金圆券之信任拥护。未闻豪门与官僚大资本家出兑其所藏之黄金美钞,显系该项人等有特殊地位,不必出兑,否则即系此种人物不信任金圆券之流通,故意欺骗老百姓。

蒋经国在上海一共收兑了多少黄金白银?据他自己讲:到1948年10月6日,上海共收兑黄金114万两、美钞3452万元、港币1100万元、银96万两,合计价值2亿美元,占全国兑换总数的64%。

三、物资供给严重不足

如前所述,收兑金银与外币并不是金圆券改革的目的,而只是改革的手段。改革真正希望达成的,是金圆券获得民众的信任,成为新的法定货币,进而促成经济的回稳。要做到这些,除了收兑金银与外币,还必须保障物资的供给、维持物价的稳定。

遗憾的是,上海收兑金银与外币的成绩全国第一,维持物价稳定也颇有成效(到该年9月底,上海物价基本没有超过政府规定的8月19日底线),但在保障物资的供给方面,却做得很不到位——收兑金银与限制物价,需要的是当局拿出铁腕手段;而保障物资供给,则无非两条路径:(1)当局掌控者巨量的物资,可用于市场投放;(2)当局遵循经济规律,促成社会生产出足够的商品。但这两条路径,在当时都未得到贯彻。

物资供给不足与限价政策被严格落实,导致很多小商贩为了不赔本,采取了阴阳两手策略。比如,《大公报》记者暗访鸡蛋市场后,从摊贩口中得知:

“按限价卖是没有赚头的,他们一早卖的是新鲜鸡蛋,照市场价卖。到九点钟检查的人来了,就把新鲜蛋收起来,拿些陈鸡蛋按限价卖,摆摆样子。”(《大公报》1948年8月28日)

物资供给不足,还导致相当数量的企业陷入原料短缺的困境。据《观察》杂志的报道,因原料来自无法实施物价管制的乡村,很多上海企业的生产已陷入停滞,9月4日“上海全市各工业同业公会”与蒋经国面对面交流,钢铁业、毛纺织业、纺线业、印刷业等行业的代表,明确对蒋经国提出因原料来源困难,企业快活不下去了。

图: 《新闻天地1948年第50期刊文《蒋经国寂寞烦恼》,称其在上海“没有获得真正有力的共鸣和支持”,并称在他的管制下,上海成了“经济的孤岛”,“减产百分之三十”。

生产业的困境,也连锁影响到了零售业。据时任上海新新百货公司董事兼总经理的李承基回忆:

“新新公司的生意,表面上似乎很稳定,货物出售了,收到的是金圆券,但有个苦恼的隐忧,货物出售后,补不进来,因为许多厂商由于没有原料,无法继续生产,以致停工待料。根据经济原则,货物总是流向价高的地方,如果无利可图,又何必辛辛苦苦地运来上海,而费时费事?……当局只知管制物价,完全忽略对游资的疏导、对物资的调节和鼓励生产,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没有全盘计划。

当局在收兑与限价上不遗余力,在保障物资供给上则乏善可陈,其直接结果是:

(1)非限价地区的原料不愿进入上海。

(2)非限价地区的商品不愿进入上海。

(3)上海企业利用昔日储存的原料生产出来的商品,为了不亏本,也不愿在限价的上海本地销售,而是想方设法将之运往不限价地区。

为防范物资外流,上海当时实施了“仓库封存政策”,到了特定时间会有政府中人前往检查封锁仓库。作为应对,很多企业选择不往仓库中储存货物,如在上海开五金杂货店的曹仲植说,“我们仓库内,都不敢存货,连夜将所有货物都卖往天津,因为那里不打老虎”。晚上仓库封锁后,是上海货运最热闹的时刻,企业纷纷连夜将货物运往郊外,《观察》杂志将之形容为“恍如战时逃警报”。

以上种种行为,均进一步加深了上海的物资短缺。而之所以出现这些行为,其根源又在于金圆券改革在制度设计上一味迷信权力的高压,而无视最基本的经济规律——没有人愿意做赔本的买卖。这种困境光靠“打虎”是解决不了的,吴国桢就曾明言,“即使(蒋经国)把孔令侃杀了,上海的经济管制也成功不了”。

四、乱捕乱判与乱杀

当局既不能保障充足的物资供给,又不惜违背经济规律,一味追求严厉的收兑与限价政策,其所能依赖的手段,自然只剩下暴力高压。

为维持这种暴力高压,蒋经国设立了特别刑事法庭,专门用来审判、惩处“大老虎”。米商万墨林、纸商詹沛霖、申新纱厂老板荣鸿元、中国水泥公司常务理事胡国良、美丰证券公司总经理韦伯祥等人,都曾被捕入狱;杜月笙之子杜维屏,也因囤积物资被判八个月徒刑。

但并非所有被特别刑事法庭判决有罪的“奸商”都真的有罪。时任上海市长的吴国桢,在其回忆录中提到过多起乱捕乱判乱杀的案例。比如纺织公司老板荣鸿元被捕,是因为他拿外汇从埃及购买原材料棉花,而按规定,荣不可以存留外汇,必须全部上交:

“当改革走向崩溃时,蒋经国试图以最严厉的措施力挽狂澜,到处抓人送到特刑庭,按照它的判决有6个人被处决。最大的纺织公司老板荣鸿元,他被捕不是因为隐瞒外汇,而是因他用外汇从埃及购买棉花。在这件事上,我不是向蒋经国,而是向蒋介石大胆直言了,我说他由于无法继续从中国内地弄到棉花,所以不得不用外汇从国外购买原材料,因此这不是犯罪而是一种必要。尽管如此,荣却被判了7年监禁,他一直到政府最后承认金圆券改革失败,并取消以前的规定,才被释放。

图:《自由天地》杂志1948年第4期刊文《蒋经国打“虎”记》

银行从业者李铭差点被逮捕,则是因为当局认定他有3000万美元的外汇;吴国桢认为李的银行资本总共只有500万美元,他不可能交得出3000万美元,并为了找到蒋介石打抱不平:

“我突然听说要逮捕李铭,指控他未将银行里的全部外汇交给改府,据说他隐藏了约3千万美元的外汇。我到南京去见蒋介石,问他要逮捕李铭的消息是否属实,他说是真的,因为经国拿出具体证据,他拒交3千万美元。我告诉蒋,他最好亲自过问此事,李的银行资本只有约500万美元,即使李将他每一分钱,加上存款都变成美元,总数也绝达不到3千万,蒋感到吃惊。于是李铭未被逮捕只是受到了警告。

吴国桢还提到,到了“上海打虎”的晚期,因为“局势越来越表明改革将会失败”,暴力措施也随之“越来越具有镇压性,有几个违犯者被枪决了,尽管证据不足”。

普通民众没有在“打虎”期间得到好处,民营工商业者也没有。唯一的到了好处的,或许是某些执法者。吴国桢在回忆录中提到,有些执法者身着便衣,见到一个表店中陈列着许多表,便会走进去说要全部按冻结的价格买下,当店主拒绝时,执法者便会出示自己的证件,“威胁要立即逮捕他,因为他拒绝按限定价格售货”,店主只好将商品卖出,得到一堆很快就会一文不值的金圆券。

五、这许多钞票,都是无路可走

1948年10月,不符合经济规律的金圆券改革,终于开始崩溃。当局宣布放弃部分商品的限价规定,对卷烟、洋牌酒、国产酒类、烟叶等七种货品增加税额,允许销售者将税额加入到售价当中。上海市民担心这七种商品的涨价只是一个开始,随之掀起抢购狂潮。最先遭到抢购的是白米和燃料,很快就波及到了所有的日用品。

11月初,国民政府正式宣布取消限价,并重新允许市民持有黄金、白银与外币,但与金圆券的汇兑比例,从收兑时的4金圆券兑换1美元,变更为了20金圆券兑换1美元。亦即,民众手中以金圆券持有的财富,在短短三个月内,缩水成了原来的五分之一。随之而来的,是较之金圆券改革前更加不受控制的物价飞涨。

金圆券改革失败的核心问题,是当局不能提供足够的物资供给,却发行了过多的钞票——据王云五最初的设想,收回所有法币只须发行两亿金圆券,但实际发行的金圆券差不多有十个亿,而法币尚未完全收回,仍在市场流通。“打虎”失败后,蒋经国反思改革,对此也有清晰的认知:

“烟税的增加、金圆券发行数目之大,造成了十月初的所谓抢购运动。由此而发生市场波动,一天不如一天的坏下去了,自己感觉到用下去的力量,已不十分有效了。在经济方面讲,是因为金圆券发行的数字太大,到处都是钞票,而这许多钞票,都是无路可走,所以造成了市场的混乱。

图:《中美周报》1948年的报道《抢购金银》:人民恐金圆券将来变成废纸,纷纷向国家银行购买金条现洋。

所谓“这许多钞票,都是无路可走”,意即金圆券的发行量远远超出了物资的供应量。随之而来的,自然只能是物价暴涨,穷人疯狂抢购生活必需品和日用品;有钱人则疯狂消费,谁也不愿意将手中的金圆券留到明天——《申报》在1948年10月8日报道称,“上海近期出现了一窝蜂的享乐狂”,有钱人纷纷出游,景区人满为患;饭馆里日日客满,舞厅里舞女严重不足,“就是姿色一般,平日没什么生意的,这几天收入也成倍增加,而且都是现钞交易”。

金圆券改革影响国民政府命运甚巨。去台湾后,吴国桢留下了一段沉痛总结:

“关于金圆券,所有的问题归结起来只有一点,就是它激怒了中国民众的各个方面、各个阶层,以致他们群起而攻击国民党政府。毫无疑问,知识分子知道金圆券起不了什么作用,他们认为这纯粹是愚蠢无知。而像李铭这样的银行家和商人也对政府怀着怨恨和仇视。中产阶级几乎完全破产,因为他们被迫交出唯一的一点储蓄。店铺老板以金圆券平价出售了他们的货物,结果弄得倾家荡产,至于穷人就更不必提了,你知道中国的穷人总有些装饰品,诸如金戒指之类,但他们也不得不交出这些东西,最后得到的却是一钱不值的纸币。由此,你可以看到金圆券的致命一击了。

这“金圆券的致命一击”,始于太迷信权力,终于不尊重经济规律

 

(参考资料:《蒋经国自述》;裴斐、韦慕庭访问整理,《吴国祯口述回忆:从上海市长到“台湾省主席”》;郭太风,《王云五:金圆券风潮中的一个关键人物》;董伟康、贺若渊等著,《蒋经国在大陆》;汪世溁,《蒋经国和上海经督处——金圆券的一阵恶旋风》;刘统,《中国的1948年:两种命运的决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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