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历史

1848年,一个「正眼看世界」的人被时代抛弃了

日期:2020-04-06 来源:短史记 阅读:

​1840年代的晚清,有两本“开眼看世界”的著作,《海国图志》与《瀛环志略》。

它们几乎同时完成。前者的成书时间是1842年(五十卷本)、1847-1848年(六十卷本)、1850年代(百卷本);后者的初稿完成于1844年,初刻本问世是在1848年。两书的作者,魏源与徐继畬,也几乎相当于同龄人。魏源的生卒年是1794-1857;徐继畬的生卒年是1795-1873。魏只比徐大了1岁。

遗憾的是,这两个同龄人,同时开眼看世界,看到的世界,却大不相同。

图:《海国图志》1847年刻本

比如,魏源接受了“大地如球”之说,不再坚持传统的天圆地方。《海国图志》中也载有西方的半球图。但他不能认同西洋地图将地球划分为欧、亚、美、非、奥五大洲(南北美洲合一,缺南极洲),反援引佛典进行考据,认为地球只有四个洲——东胜神洲、西牛货洲、南赡部洲与北具庐洲。亚欧非是南赡部洲;美洲是西牛货洲,因为那里盛产金银,铸成货币流通世界;东胜神洲与北具庐洲在北极之海与南极之海当中,还没有被发现

继而,魏源还论证说,南赡部洲是“四洲之冠”,中国是南赡部洲中最尊贵的“东方人主”。印度是“南方象主”,蒙古是“北方马主”,西洋是“西方宝主”,都不如“东方人主”尊贵。

这种牵强附会的考据背后,潜藏着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优越感”。

《海国图志》中的“夷狄”一词,最能体现魏源的这种文化优越感。

按魏源自己的说法,此书的编纂目的,本就是“师夷长技以制夷”,而夷人之所长仅限于技术层面,文化礼教是万万不及中国的。书中,魏源援引了自明朝而下至乾隆时代的诸多中文资料,考证认定“西洋教”乃是“杂学”,它的教义抄袭自佛教——“西方之教惟有佛书,欧罗巴人取其意而变幻之”,传教士来到中国后,又抄袭儒学来改善自己的文辞——“后既入中国,习见儒书,则因缘假借以文其说”。

 

图:魏源

魏源还援引中文世界的各种道听途说,将来华传教士的活动描述为以邪术惑人,说教民入教前,要吞吃一枚药丸,日后若泄露邪术,就会排泄出一个“女形寸许、眉目如生”的东西;又说传教士会拿小刀挖取教徒的眼睛,用来炼银——“闻夷市中国铅百斤,可煎纹银八斤,其余九十二斤仍可卖还原价,唯其银必华人睛点之乃可,西洋人之睛,不济事也”。

 

图:《海国图志》关于传教士剜眼炼银的记载

 

类似的偏见,在《瀛环志略》中要淡薄许多。

书中,徐继畬也说过“坤舆大地以中国为主”这样的话。但徐并没有像魏源那样,主动撰写长文去论证这一点。据友人张穆与徐的通信,徐写下这种句子的目的,是规避一些不必要的政治舆论风险——收到《瀛环志略》的书稿后,张穆曾写信劝告徐,要他将以中国为世界中心的《皇清一统舆地全图》收进书中,且放在卷首;告诫他要吸取明朝的徐光启、李之藻的历史教训,这两位没有这样做,“遂负谤至今”。徐接纳张穆的建议,在卷首放了一张以“拱极朝宗”为主旨,也就是以中国为世界中心的地图。

 

图:《瀛环志略》

 

较之《海国图志》,《瀛环志略》极少使用“夷”“胡”“狄”之类带有文化贬损涵义的词。这当中存在一个具体的变化过程。该书手稿早期名为《考略》,内中有许多“夷”字,如英吉利一节2429个字,就有21个“夷”字。后增补修订,更名为《志略》出版,英吉利一节增至7620个字,“夷”字已被全部删除。徐继畬有意识地使用“泰西”、“西洋”、“西国”这类中性词,取代了当时的中文知识界惯用的“夷狄”;时人惯用“夷酋”之类字眼来称呼外国来华官员,徐继畬也有意识地改成了“英官李太郭”这种中性词。

“夷”字在晚清的正式弃用,是1858年。该年,中英两国签订《天津条约》,内中第51款规定,此后所有的公文,言及英国官民,一律“不得提书夷字”。这是魏源去世的第二年,《瀛环志略》出版后的第十年。

 

图:《海国图志》的后期版本引用过《瀛环志略》

与魏源执着于将“西洋教”论证为“杂学”不同,徐继畬对“西教”没有抵触情绪。他比较过佛教、西教与儒学。他讲,儒学自然是好东西;佛教“以慈悲为主”,也是好东西;摩西十诫“虽浅近而尚无怪说”,也是好东西;西教讲神迹,但“无恶于天下”,主旨也是“劝人为善”,与摩西十诫差不多,也是好东西。徐不抵制西教,与他受了几十年的儒学教育,对儒学有着很深的文化自信有关。所以他又说,传教士们来中国,“特欲行其教于中华,未免不知分量”,实在是不自量力。

 

这种“愿意承认别人的东西也很好”的心态,还见于徐继畬对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的盛赞。在《瀛寰志略》第九卷《北亚墨利加米利坚合众国》中,徐继畬说,华盛顿“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实在是伟大,像极了中国传说中才有的天下为公;他还说,该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实在是古今未有的制度,很神奇。

百卷本《海国图志》摘抄转帖了《瀛寰志略》对美国的介绍,却删去了徐继畬称赞华盛顿一节。

 

图:徐继畬赞华盛顿中文石碑,嵌于华盛顿纪念碑内

 

两书的上述区别,产生的主要原因,是魏源与徐继畬的人生履历大不相同。

1844年之前,魏源虽在官场,但长期只是给人做幕僚帮办;1844年中举之后,也只做过知县、知州。他欠缺与“洋务”的直接接触,《海国图志》主要是一种资料汇编工作。徐继畬则不然,1843年时他已是福建布政使,以朝廷专派员的身份,负责办理厦门、福州两个开放口岸的对外通商事宜。直接负责办理涉外事务,自然需要了解外部世界究竟是何模样,《瀛环志略》正是基于这种需要而撰写。

与魏源埋头于大量似是而非的中文资料不同,徐继畬与雅裨理、李太郭、阿礼国等来华外国人有密切的交往,不断向他们求教、索取关于外部世界的资料,并做交叉求证(并不是说魏源没有与外国人做过接触,但与徐继畬相比,他的接触很有限)。雅裨理在日记中,曾如此记述徐继畬:

“他既不拘束,又很友好,表现得恰如其分。很明显,他已经获得了相当多的知识。他了解世界各国状况的愿望,远比倾听天国的真理热切得多。他画的地图还不够准确,他不仅查对经纬度以便标出确切的地理位置,更把目标放在搜集关于各国的一般性知识上——版图的大小、政治上的重要性和商务关系,特别是同中国的商务关系。他对英国、美国和法国的考察比对其他国家更为认真仔细。

直接的接触,胜过间接的听闻。一个负责具体外事的实干派官员,基于工作需要而展开的资料搜集与整理,比文化人做的资料汇编更客观、更理性,是很正常的事情。

 

图:雅裨理

 

但这种客观与理性,给徐继畬和《瀛寰志略》,带来了迥异于魏源和《海国图志》的命运。

《瀛寰志略》1848年初次出版,即受到了时人的非议。帝师史策先抨击这本书“张外夷之气焰,损中国之威灵”,说自己“初见此书”就生气,“即拟上章劾之”,就想写奏章弹劾作者徐继畬。曾国藩也在给左宗棠的信中批评这本书,说他“颇张大英夷”,长英国人的志气,灭了中国人的威风。1858年,徐继畬在给友人的书信中无奈写道:

 

“弟在闽藩任内,偶著《瀛寰志略》一书,甫经付梓,即腾诽议。”

 

这种非议,严重影响到了徐的仕途。

有人从他的书中摘出“(日耳曼)殆西土王气之所钟欤”一句,将“西土”二字略去,攻击他妄称王气已不在中国;有人摘出他称赞华盛顿的言辞,说他“故意不当叙述文,而混为议论,含有赞成之意”,是想要挑战爱新觉罗的皇权。在1850年的“神光寺事件”中,已因《瀛寰志略》而声名狼藉的徐,被一众官员联名弹劾,罪名是袒护“夷人”与“汉奸”(清廷将不利于其统治的汉人统称为“汉奸”,即“汉人中的奸贼”,与今意有一些区别),引发道光皇帝震怒,将之降职。咸丰皇帝上台后,又追查历史问题,将其彻底罢职。

此后的十余年中,《瀛寰志略》也未能再版。

 

图:徐继畬

 

魏源与《海国图志》的命运要好很多。

晚清的士林领袖李慈铭,同时读了《瀛寰志略》与《海国图志》。对于《瀛寰志略》,他的评价是:作者“轻信夷书”,动不动就用“雄武贤明”这样的词汇,来形容以华盛顿为代表的“泰西诸夷酋”;且作者是封疆大吏,写这种书被外国人看到,实在是有伤国体;对徐继畬因该书被罢职,李慈铭也是拍手叫好,以“宜哉”两字做结。对于《海国图志》,李慈铭的评价却是“奇书”,重点赞颂了魏源主动撰文“以抉天主教之妄”的做法,且惋惜“魏氏此书初出时”,朝廷没有在政策上做相应的跟进。

李慈铭的这种褒贬,代表了晚清知识界多数人的看法。

这两本书引起的国际关注,则与它们在国内的遭遇完全相反。

1867年,因感于《瀛寰志略》对美国的叙述,美国总统安德鲁决定赠给徐继畬一幅华盛顿画像,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在北京主持了赠送仪式。

二十八年后,也就是1895年,以慕维廉为首的20名来华传教士,联名写了一封抗议信给总理衙门,请其转交给光绪皇帝。信中称,现在民间的教、民冲突如此之多,与“新刻之《经世文续编》及《海国图志》等书”有很密切的关系,书中有许多污蔑、诋毁之语,读书人信以为真,再编成“俚词”在底层民众当中流行,许多人“误怀义忿”,生出种种缺乏事实依据的愤怒。慕维廉等人要求皇帝下旨办三件事,来消弭民间的这种冲突,第一件事就是将《海国图志》等书中的不实文章“铲除禁止”。但总理衙门无意响应这种要求,他们的回复是:《海国图志》不难查禁,但消灭谣言的最佳办法是“自修”,若自己“无可议”,何须担心诽谤指责。

以上种种,并非苛责《海国图志》,魏源和他的著作自有其不朽的历史价值;而是在遗憾:与它同时诞生的,更客观更理性的《瀛寰志略》,却从时代中消失了。这种消失,并非迫于外力,而是晚清知识界的自主选择。《瀛寰志略》是被时代主动淘汰掉的,时代正在“开眼看世界”,但时代不愿跟随徐继畬的脚步,去“正眼看世界”。

参考资料

①邹振环,《<瀛环志略>译名试评》,收录于《疏通知译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第361页。

②《总署奏代递英美两国教士条陈中国教务折 附李提摩太等奏折》,收录于《清季外交史料 5》,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第2351-2355页

③章鸣九,《<瀛环志略>与<海国图志>比较研究》,《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01期。

④曾燕、涂楠编著,《撬动中国向近代转型的坚实支点:徐继畲“大变局”认识与涉外实务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

⑤王立新,《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

⑥李栋,《鸦片战争前后英美法知识在中国的输入与影响》,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

⑦方闻/编,《清徐松龛先生继畲年谱》,198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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