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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祖父的「科举舞弊案」,究竟是怎么回事?

日期:2020-09-25 来源:短史记 阅读:

今天故宫历史网小编和大家说一说鲁迅祖父科举舞弊的事情。

一、周福清的如意算盘

这桩案子发生在1893年,也就是光绪十九年。

鲁迅的祖父名叫周福清,生于1837年。他填给官府的资料少写了七岁,说自己生于1844年,目的是推迟退休之日以便多做几年官。1871年,周福清以三甲第十五名考中进士,四年后被分配去江西金豀做知县,很快又因“办事颟顸”被两江总督沈葆桢弹劾丢了职务。为维系官场生涯,周福清不得不出钱另捐了一个正七品的“内阁中书”,这是个没有油水的小京官,主要负责撰写翻译公文。

从1879年开始,周福清在内阁中书这个没油水的职位上,干了十余年没有挪窝,直到科举舞弊案爆发。这期间,周福清的经济状况相当窘迫,“虽然还不要用到家里的钱,但也没有一个钱寄回来”。同乡王继香在日记里说,众人知道周福清没钱,出门是不肯坐车的,所以聚会时都不坐车,以免因分摊车钱给周福清增加压力。

改善经济上的窘境,是周福清在1893年筹划运作科举舞弊的重要动力之一。

1894年是慈禧的六十大寿。作为庆祝,清廷决定在这年开一场恩科,录取一批读书人进入体制。按制度,京城里要开恩科,地方上就得提前一年进行乡试选拔。周福清觉得自己的机会来了。第一,他的母亲在1893年初去世,他以丁忧的名义回家奔丧,不受日常文书工作的约束,有大量的时间用来筹划运作。第二,此次派往浙江主持乡试的主考官殷如璋,是周福清的科场同年。

周福清是一个很谨慎的人,没有选择在浙江境内操办此事。他带了一名叫做陶阿顺的仆役,赶去苏州的胥门码头等候殷如璋,那里是前往杭州的必经之路。寻到殷如璋的坐船后,他也没有亲自出面,而是先命陶阿顺带去了一封信。

据浙江巡抚崧骏1893年10月13日给朝廷的奏折,信中除一张周福清的名片,一张写有“外年愚弟”的帖子之外,还有两张纸。一张纸上写着贿赂的出价是“凭票洋银一万元”,另一张纸上写着舞弊受益考生的姓氏,分别是“马(官卷)、顾、陈、孙、章,又小儿第八”,意即除了马、顾、陈、孙、章五人外,还有周福清的儿子周用吉(也就是鲁迅的父亲)也参加了这次考试,要请殷如璋一并照顾——前五人是贿银的出资者。按周福清的计划,此行不但可以捎带着让儿子金榜题名,还可以在事成后从五家人那里得一笔不菲的酬劳,可谓如意算盘。

没想到的是,接到信的殷如璋,先是命人将送信的陶阿顺扣了下来,然后又把写信的周福清给告发了。

图:绍兴鲁迅故居所藏周福清像

二、烫手的贿银

殷如璋为什么要告发周福清?

有说法称,这是因为陶阿顺办事稀里糊涂,将行贿的帖子送错了。周福清计划里的行贿对象,不是主考官殷如璋,而是副主考官周锡恩。殷、周二人当时都在船上,陶阿顺误将帖子送到了殷如璋手里,“殷知道周锡恩涉嫌卖关节,好处他自己独吞;周则要撇清自己,必须装作毫不知情,于是坚持严办”,二人都要彰显自己的光明正大,周福清就只好倒霉了。

这个说法捕风捉影,与实情相去甚远。据官方留存档案,周福清的信内有一张“外年愚弟”的帖子,可见他的行贿对象是殷如璋没有错——周锡恩并不是周福清的科举同年。

之所以找对了行贿对象,却仍被行贿对象举报,是因为行贿被人给撞见了,而撞见者,又恰是副主考周锡恩。1894年底,周锡恩给自己的老师赵次珊写过一封私信,里面提到,自己不但是陶阿顺送信行贿的撞见者,也是揭发周福清的主张者:

“往浙路过苏州,不幸遇内阁中书周福清,函通正主考殷秋樵京卿买求关节,被恩在船遇见。其时,主议揭发者,实锡恩所为也。”

另据周作人《知堂回忆录》里讲,周福清派陶阿顺(周作人误记为徐福)去送信,“那时恰巧副主考周锡恩正在正主考船上聊天,主考知趣,得信不立即拆看,那跟班乃乡下人,等得急了,便在外边叫喊,说银信为什么不给回条?这件事便戳穿了”。周作人的说法或来自家中长辈,与周锡恩的私信,恰可互为佐证。

也就是说,周福清行贿被揭发,纯属操作上出现了失误,是一个偶发事件。对主考官殷如璋来说,为了一万元贿银去搞定副主考周锡恩,是一件非常不划算、且存在未知风险的事情。所以他宁愿不要这烫手的银子,而是跟周锡恩一起,将周福清给举报了。

三、又不是只有我这么干

陶阿顺被扣押后,周福清先是遁逃到上海观察形势;该案由江苏移交给浙江审理后,周福清又主动前往杭州投案。

在杭州知府衙门的公堂上,周福清似乎并不认为自己犯了多严重的罪行。他甚至说出了“交通关节者已不止一科”(又不是只有我这回这样干,之前的历届考试都有人行贿舞弊)这种话。但让他没有料到的是,苏州码头上的“登船行贿未遂事件”,已被苏浙官场中人当成茶余饭后的谈资迅速传开,也进入到了朝中御史们的耳朵。御史林绍年在1893年底,就把周福清“交通关节者已不止一科”这句话写进了自己的奏折;更早一些时候,御史褚成博也在奏折里对皇帝说,苏州“登船行贿未遂事件”已在苏浙两省到处传播,正派的读书人个个惊叹愤慨,连京城里的士大夫也在传这个事。

周福清有这种认知并不奇怪。有清一代,尤其是到了中晚清,朝廷为科举舞弊制定的刑罚虽然严厉,但绝大多数的科举舞弊者并不会得到惩罚。因为他们大概率不会被揭发。今人所能知晓的中晚清时代的科举舞弊案,或是因为政治斗争的需要而成案,或是因为某些极偶然的因素而暴露——周福清“登船行贿未遂”,就是偶然因素所致。

另一个常被拿来举例的嘉庆年间“樊顺承科举舞弊案”,案发也极为偶然。岳麓书院的学生彭珴,被考场的工作人员樊顺承割了考卷,移花接木给了另一名考生傅晋贤(让后者重抄一遍)。没想到傅竟中了头名解元,考卷被公开张贴出来,于是案情曝光。即便曝了光,彭珴也曾被说动私了,若非岳麓书院院长不肯松口,案子仍会消弭于无。樊顺承在临刑前,也说了与周福清相似的话:

“彭某之事,何足异哉?前有新化戴某先生,历试八科均中式,均为我所抽换,他人卷得之,彭某仅一试,何足异哉?”

大意是:姓彭的只考了一次,只被我割了一次考卷,根本不算什么。之前新化县有一个姓戴的,考了八次都得中,八次都被我割卷换成了别人。萧穆《敬孚类稿》里说,监斩官听到他说这些话,“虑生旁案”,立即让刀斧手快快行刑。

四、奏折里的玄机

御史上奏后,光绪皇帝下了谕旨,要浙江巡抚崧骏“严切根究”,从严从重好好查一查这个事,看看背后到底还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内幕。

对崧骏来说,周福清是生是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事不能牵扯太广,谁的屁股都不干净,一旦往深了查,火很可能会烧到身边人甚至自己身上。周福清那句“交通关节者已不止一科”并不是虚言。所以,处理好此事的关键,是将案情止于周福清,不能让它蔓延到主考官殷如璋的身上——此案最直接的疑点,就是周福清与殷如璋之间是否早已存在勾结。

为了将主考官殷如璋从案中完全摘出来,崧骏在10月份和12月份给朝廷的两次回奏中,完全抹去了副主考官周锡恩在案件中的角色,只字不提是周撞见了陶阿顺前来送贿信,也只字不提是周主张告发周福清。只给皇帝留下了一个“殷如璋拿到贿信后就正气凛然告发了周福清”的光辉形象。周锡恩后来在私人信函里说,崧骏这样处理之前,曾征求过自己的意见。自己不想得罪人,于是就答应了:

“浙抚入奏时,有正考官而无副考官,实因福清私函贿正而非贿副,故直以为正考官举发;若云副考官举发,则正考官反成被告矣。此崧镇青中丞所言,且亦系锡恩意也。”

大意是:如果在奏折里写上是我撞见,然后主张揭发,那就等于将身为正考官的殷如璋推入一种“与周福清早有勾结”的嫌疑处境。崧骏和我商量这个事,我同意他这样处理。

除了让殷如璋成功上岸,崧骏还得致力于如何不扩大案情。在1893年10月份给朝廷的回奏里,崧骏已然发现陶阿顺本是绍兴府陈顺泉家的佣工,是被周福清临时借用,然后一同来到苏州的。这并不是一件正常的事情。但他没有循着这条线索继续查下去,而是告诉皇帝,行贿信里的“马(官卷)”已经查出来了,因为这届考生里只有一个叫马家坛的人是官卷。周福清的的儿子周用吉也查出来了。其他顾、陈、孙、章,只有姓氏没有名字,实在没法查。得等将周福清捉拿归案,才可能有结论。

稍后,周福清主动投案自首。崧骏在1893年12月第二次给朝廷回奏案情。这一次,他完全删去了“陶阿顺本是绍兴府陈顺泉家的佣工,是被周福清临时借用”这个情节,只说陶阿顺是周福清的仆人。回奏里还说,周福清去向殷如璋行贿,完全是临时起意。他从绍兴北上,本来是要去京城里探亲。走到上海听说自己的同年殷如璋是乡试的主考官,就“一时糊涂”想要为自己的儿子买通关节,又想到亲友当中有马、顾、陈、孙、章五家有钱人,也都有子弟参加考试,并不和他们商量,就把他们一并写上了。反正“各亲友家道殷实,不患无人承应,事后必有酬谢之资”,这些人家都很有钱,不愁事后收不到行贿的银两,也不愁事后他们不给自己酬劳。

这种说法,实在是鬼都难信。不经人同意,就替人去行贿,行贿的数额又不能算小(每户二千洋银),本就不合情理。人家并不需要,或者有其他更好的舞弊渠道,都是可能。而且,人家事前不知有行贿之事,得中后认定是自己学问过硬,将跑来“报销贿银”的周福清打出门去,也是有概率发生的事。崧骏之所以审出这样的结论,是因为只有这样处理,才能避开一场大案,才能免去拔出萝卜带出泥。

图:崧骏等人关于周福清案的奏折

五、副主考成了最大的受害者

让副主考周锡恩没想到的是,自己主张告发周福清,结果却成了“周福清科举舞弊案”中最无辜的受害者。崧骏为保殷如璋,将周锡恩的名字从奏折里略去,产生了两个后果:

(1)许多人猜疑周锡恩和周福清是同宗(注:周锡恩其实是湖北人),说周福清本来是向他行贿,只是送错了信。为了保护周锡恩,崧骏才在奏折里对他一字不提。(2)为了不做恶人,殷如璋在江浙官场到处对人说主张告发周福清的是周锡恩;为了摆脱嫌疑,殷如璋回到京城又到处对人说主张告发周福清的是他自己。

这些后果,直接导致周锡恩被言官们风闻弹劾,要求调查他究竟有没有问题。虽然调查没有结果,但在晚清士人的笔记当中,周锡恩已成了一个臭名昭著的卖功名之人。这让他非常郁闷。

至于主犯周福清,崧骏在奏折里主张对他从轻发落,理由是他行贿是临时起意,贿银也没有真的送到殷如璋手里,事后又主动投案自首。刑部不愿做恶人,表示同意崧骏的主张,“拟杖一百,流三千里”。但光绪皇帝很愤怒,不肯如此轻拿轻放,御批“改为斩监候,秋后处决”。没人为周福清辩驳,大案发生的可能性已经消弭,他的生死是无关紧要的。

顶着“秋后处决”的圣旨,周福清在狱中战战兢兢地熬日子。万幸的是,1895年,光绪皇帝的愤怒已经消失,没有在他的名字上打勾。五年后,作为对八国联军攻陷京城之事的反思,清廷决定释放一批死刑犯,周福清也在其中。他回到家中,发现长子周用吉已经病故。

周福清活到了1904年。他的孙子鲁迅后来在自传里说,祖父的这场“科举舞弊案”,让原本有四五十亩水田的家里“几乎什么都没有了”,也让自己成了一个寄居在亲戚家里的“乞食者”。

参考资料

①房兆楹,《关于周福清的史料》。

②朱正,《周福清科案述略》。

③《周福清科场案资料汇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

④陈春生,《周福清科场舞弊案的另一方——从新发现的一则资料说开去》,湖北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5期。

⑤黄恽,《李超琼所记周福清贿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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