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认死理：凡让百姓掏腰包的事他都认为是坏事

朱熹对司马光这人看得很透，说他认死理，凡是让老百姓掏腰包的事情，他都认为是坏事儿——司马光不知道，其实大多数老百姓很赞成免役法。苏轼也看到了这一点，找司马光商量，把这些对百姓有利的新法留下来。

岭南：打击政治对手的绝佳流放地

宋神宗死的时候只有38岁。这个胸怀大志的理想主义者平生只做对了一件事情：发动变法。他也只做错了一件事情：停止变法。有人指责他没有推进民主体制，我以为这跟指责乔丹(国际篮球明星)为什么不踢足球一样不靠谱。他在他的年代，只能作出符合当时政治、经济、文化水平的选择。

宋神宗撒手而去，留下了一个烂摊子给他的继位者宋哲宗。哲宗只有9岁。这样的年龄只适合赖在妈妈怀里撒娇，显然不适合坐在龙椅上对着群臣发号施令。因此，又一位女人娉娉婷婷地走上了前台——这种事情我们有一个专业词语，叫“垂帘听政”(当然，这事儿还得数老佛爷慈禧太后干得漂亮)。此女人即高太后，宋神宗他妈。

宋神宗他妈跟宋神宗走的完全是两条路子。具体做法就是任命守旧的元祐党人精神领袖司马光做宰相。司马光也不含糊，十几年的隐居生活把他这个“老宅男”逼成了“变态男”：他一上任就砍了“三板斧”，把王安石辛辛苦苦砌了9年的花园全部推倒，连很少有人异议、于民于国两相利的免役法也不得幸免。

朱熹对司马光这人看得很透，说他认死理，凡是让老百姓掏腰包的事情，他都认为是坏事儿——司马光不知道，其实大多数老百姓很赞成免役法。苏轼也看到了这一点，找司马光商量，把这些对百姓有利的新法留下来。苏轼是个直肠子，他直言不讳地批评道：“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司马光当然不高兴了，自己走开。苏轼又追进政事堂，这回司马光可就“色忿然”了。不识眉眼高低的苏轼又讲了半天，依然打动不了司马光，出了政事堂气得大叫：“司马牛!司马牛!”

除了把新法废“光”之外，高太后与司马光还竭力把新党赶“光”——统统赶出权力中心。蔡确、章惇、吕嘉问、邓绾、李定等一大批变法“急先锋”被贬，就连已经在新党内讧中出局的吕惠卿也遭到清算。他被贬建州，一贬九年，其间连冷水都不敢喝，唯恐喝了生病，被说成对朝廷不满。

旧党中的人也觉得对新党做得过分了些。比如，蔡确被贬后，在流放途中写了《夏日游车盖亭》十首绝句，被曾与他有过节的人告发到朝廷。高太后大怒，召集大臣商量该如何惩罚他。文彦博提议把蔡确跨省赶到岭南去，右相范纯仁不无担忧地说：那条路自打丁谓被贬斥以后就没人再去了，此路一开，搞不好有一天我们也会被“跨省”的。

岭南与海南当时属未开发地带，瘴气重，是打击政治对手的绝佳流放地。

车盖亭诗案是继乌台诗案以来打击面最广、打击力度最大的一项文字狱案(当然不能与清朝的文字狱相提并论)。元祐党人利用高太后对蔡确等人的不满，捕风捉影，对整个新党集团进行了一次斩草除根式的清算。在高太后与司马光的策划下，宋朝政治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要么全面肯定，要么全面否定——这种毫无节制的党派之争把羸弱的宋朝折腾来折腾去，从而为靖康之耻预留了伏笔。

宋哲宗掌权，变法派得势，元祐党人被清算

所谓十年河东，十年河西，仅仅在10年后，世界又会颠倒过来。那是后事。写到这儿，我们似乎忘记了一个本不应该忘记的人——宋哲宗。

宋哲宗虽然很幼小，但他不傻。当年他老爸宋神宗接待辽国大使，蔡确在宫殿里反复排练欢迎仪式。他感到十分不解，问：“辽国大使是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