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名臣文天祥为何认为在元朝当官的弟弟节操不亏

文天祥在给他弟弟的一封书信中解释说：我是为大宋而死，我死得其所；你是为大元做官，你也做得堂堂正正。我们俩没有冲突。因为我是食宋朝的俸禄，所以我应该死；你是吃元朝的俸禄，所以你应该生。这种观念在明清之际表现得更加明显。

（2016年）10月23日，“思想与方法——变动的秩序，交错的文明：历史中国的内与外”学术会议在北京师范大学京师大厦第六会议厅举行。来自美国、韩国、俄罗斯、新加坡、中国等国家的10余位学者，围绕会议主题展开了精彩的讨论与争锋。关于“新清史”的争论成为本次会议讨论的焦点之一。澎湃新闻记者选取其中几位学者关于“新清史”的会议发言，整理发表，以飨读者。

赵刚：“新清史”对于“汉化”的反驳远远不够

美国阿克伦大学赵刚教授表示，他同意“新清史”的看法，认为传统的“汉化”观点存在一定问题。但是他也指出，“新清史”在两个问题上未能予以检讨：第一，它把历史上的汉人想象成一个统一的实体；第二，它用现代民族主义概念下的族群冲突来想象17、18世纪的历史。

关于第一点，赵刚认为“新清史”对于“汉化”的反驳远远不够，相反它还继承了汉化论的本质主义观点。汉化论实质上是把汉族想象成一个单数化的、同质的群体。而实际上，历史上的汉人是一个多数化的、复数化的群体。这种单数化群体的想象，是在1900-1911年间建立起来的。孙中山曾说，在1905年之前，当我搞革命、宣传“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时候，所有的人骂我是“乱臣贼子”。章太炎也曾感叹自己很孤独，因为他的那套“汉族”理论没有人赞同。这透露出在当时人的心目中，不存在所谓的“汉族人”观念。但是后来，我们把这种应当化的观念变成了一种“事实”，认为历史上存在着一个“汉族”的主体。

赵刚在提到历史上的族群观念时，举出三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明太祖。他发现朱元璋对臣民的诏令和对周边国家的诏令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在对臣民的诏令中，他表现出对元朝十分客气的态度；但在对周边国家的诏令中，却十分强调华夷之辨。第二个例子是地方志。在各地特别是东南地区的地方志中，《忠义传》里基本都有对元朝忠义人物的记载。第三个例子是文天祥。文天祥在给他弟弟的一封书信中解释说：我是为大宋而死，我死得其所；你是为大元做官，你也做得堂堂正正。我们俩没有冲突。因为我是食宋朝的俸禄，所以我应该死；你是吃元朝的俸禄，所以你应该生。这种观念在明清之际表现得更加明显。明清之际的很多遗民也有类似的行为。赵刚认为此种传统来自于孟子。《孟子·梁惠王》记载，邹国与鲁国交战，邹穆公问孟子：我跟敌国打仗的时候，身旁的官员都奋不顾身、以死相拼，但老百姓却没有肯为长官效死的，你说该怎么办？孟子回答说：饥荒的时候，您的百姓饿死的饿死、逃荒的逃荒，您守着满仓的粮食不予赈济，官员也不把真实情况给您报告，老百姓凭什么要为你而死呢？在孟子看来，有德者得天下，“德”不仅是说老百姓有责任，更是说君王要有责任。明清之际的确出现了很多反清复明的运动和斗争，但这只是历史的一面；历史的另一面则是，因为明朝的苛捐杂税，导致很多人“弃明投清”、用脚投票。

在赵刚看来，清朝入主中原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征服”过程。清朝入关之后的统治包括两个方面：一面是内亚化，“新清史”对此多有关注；但另一面，还有针对中国本部的政策。我们不仅要看到满人如何“征服”中国，更要看到汉人如何“理解”中国。在时人心目中，汉人没有把清朝看做是一个“征服”王朝。对于时人来说，最核心的认同是源自儒家传统的王朝认同。儒家传统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不变的“经”，比如宗法伦理；一部分是可变的“权”，就是衣冠制度。君臣关系、父子关系这样的纲常伦理是不能改变的，但至于穿什么衣服、戴什么帽子则是可以改变的。新王朝在取代旧王朝以后，还必须做出改变。清朝入关后的开科取士中，就有人指出辫子问题不是“华夷之辨”，而是“新旧之变”。赵刚强调，儒家传统非常重要，它给汉人和满人都提供了一种理由：我们为什么要接受这样一套东西？

关于第二点，赵刚认为这种现象在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也很普遍。比如直到19世纪70年代，法国的农民基本上没有所谓的“法国意识”。18世纪法国进攻德国的时候，当时的德国人也没有所谓的“德国意识”，甚至出现了一部分德国人帮着法国攻打另外一部分德国人的现象。赵刚总结说，我们必须反省在20世纪初叶民族主义进入中国以后造成的一些错误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