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河津固镇宋金瓷窑址的重要发现 改写中国陶瓷史从山西陶瓷开始

　　从河津窑的位置上来看，临禹门口，特殊的地理位置对了解山西宋金时期瓷器外销情况具有一定意义。四组作坊及窑址的发现，工艺流程比较完整，出土产品品类比较丰富，对研究河津窑整个工艺历史提供了很好的资料。

　　董新林（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唐考古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

　　河津窑的发现比较令人欣喜，宋金时期的考古是离不开瓷器研究的，社科院考古所最近发掘的几个遗址，其中有些出土瓷器可能与河津窑有关。这次的发现对断定相应遗址、墓葬的年代会起很大的作用。

　　秦大树（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山西的瓷窑非常重要，冯先铭等先生说“想要改写中国陶瓷史，应从山西古瓷窑下手”。很多北方地区先进的技术都是先在山西地区出现，对周边地区影响很大。河津 窑很有特点，都是一个作坊单供一、两个窑，是小型手工业的代表。从器物上看，从前很多细白瓷都认为是霍州窑或介休窑产品，现在看来河津窑生产细白瓷的量也 很大。

　　求古寻论——河津窑别样风采

　　今年春夏以来，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在对河津古瓷窑址的调查中，发现并发掘了一处宋金烧瓷窑场，为我们揭示出一个崭新的发现，意义非常。

　　有关河津古代烧瓷一事，在20 世纪80 年代上海人民出版社和日本美乃美出版发行的日文版《山西陶瓷》一书中有载，“河津唐朝出白瓷、黑瓷”，这里所指的河津烧瓷，仅指北午芹窑。在今天看来这一表述似有疑问存在，唐朝的北午芹并不能确认已烧造瓷器。

　　十多年前笔者调查北午芹时发现古垛也有古代窑场，破坏严重。烧造以碗、盘带涩圈之类器物，多数粗劣，以为金朝之物，未引起高度重视，前些年再审视时，确认为北宋。

　　固镇村北的北宋窑场，多烧精细白瓷，前些年发现，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今年做了更为详细的工作。发现碗、盘、碟类器物的支烧多使用三叉支具。细腻温润，且致密度较大，釉面给人以柔嫩之感。仅胎釉而言，致密度逊于定窑而胜于介休同时期产品。卧足碟、花口盏之类器物展示了自身特色， 工艺上和北宋介休窑有不可割舍的联系。吕大临家族墓中出土的两件细白瓷盖罐，很有可能即为该处窑场产品。这里还见有少量质量上乘的化妆瓷器，大体可以理解为一处烧造高水准陶瓷的窑场。

　　固镇村西的金朝窑址，是今年的新发现，要算是深闺初识，意义十分的重大，仅标本展示的烧造器物，就足以让我们刮目以对了。它将为日后的古陶瓷对比研究提供不可替代的新资料。

　　这里烧造的陶瓷枕最具特色，有高温、低温两类。在造型和装饰上达到了空前的高度。高温者多见八角和豆圆形两种。低温者见有八角形等。高温八角形枕由八个面粘接而成，个体较大，有的长度超过五十厘米。装饰部分都在枕面，以剔刻、绘画、填彩、开光为主要装饰手法。题材有花草、诗文、动物、人物等。剔地填黑彩和黑地上白色化妆土书写诗文，是这里最具特色的装饰。黑画花也用于枕面主题纹饰，也作为辅助纹饰使用。高温豆圆形者，枕面为扁圆形，装饰以珍珠地划花为主。这类枕的共同特征是在主题纹饰下面都留有壶门开光。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乾隆御题诗文圆形枕，大体可以确认为金朝河津窑的产品。

　　窑址仅发现一种低温八角形枕，枕面剔花填黑彩，枕墙印花。虽然标本有限，但提供了极其重要的信息，使我们得以了解到大量公私收藏中方角元宝形、曲体长方形、花边豆形类这种装饰风格一致的陶枕是河津窑产品。

　　河津窑的陶瓷枕，在器形、装饰上独具风采。这里烧造的枕在国内、港台、日本、西方等公私收藏中大量存在。南越王博物馆最为集中。

　　化妆白瓷盆、罐、碗、盘等器物，黑画花的装饰手法娴熟，多数叶子都采用了三笔描绘，线条流畅活泼。

　　河津窑中，陶瓷枕地域特征明显。白瓷的烧造所占比例较大。北宋胎釉的细嫩到金朝胎釉的粗糙，充分表现出宋金陶瓷分野中的特质变化。这种现象在宋金介休窑的产品中也有显著表现。北宋之简约与金朝多姿多彩的艺术表现手法，是陶瓷考古与美学探讨所面临的共同任务，河津窑的发现为我们丰富了一批这一研究中所需的精彩资料，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