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高宗的为政举措

唐高宗在即位之初，继续执行太宗制订的各项政治经济制度，李勣、长孙无忌、褚遂良共同辅政。由于他勤于政事，故而“百姓阜安，有贞观之遗风。

缓和矛盾

唐太宗末年的辽东战役使“贞观之治”出现危机，李治登基后的永徽四年（653年），江浙一带就爆发了陈硕真领导的农民起义，阶级矛盾再次尖锐。李治及正式登基即下令：“罢辽东之役及诸土木之功”，登基之初，就把唐太宗时的三日一朝改为一日一朝，勤勉执政。

人事方面

即位之后，重用太宗旧臣李勣、长孙无忌、褚遂良。君臣上下萧规曹随，照太宗时法令执行，颇有贞观之治之遗风。永徽二年（651年）九月，下令所占百姓田宅还给百姓。

李治有知人之明，他身边诸多贤臣如：辛茂将、卢承庆、许圉师、杜正伦、薛元超、韦思谦、戴至、张文瓘、魏元忠等人大多是自己亲自提拔，其中韦思谦曾受褚遂良打击，杜正伦被唐太宗冷落。

编纂法律

永徽三年（652年），编成《唐律疏议》，这是中国现存最完整、最古老的一部典型的封建法典。它全面体现了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水平、风格和基本特征，成为中华法系的代表性法典，对后世及当时周边国家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相对来说，这一时期的执法状况宽平公正，犯罪率较低。史载，有一次，大理寺卿唐临向李治报告说：监狱中在押的犯人只有五十多个，其中只有两人需要判死刑。

《唐律疏议》

又称《永徽律疏》，是唐高宗永徽年间完成的一部极为重要的法典。

唐律因隋《开皇律》而来，《开皇律》则“近承北齐，远祖后魏”，继承了前代的法律。唐律对隋律又有所损益，集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至隋以来封建法律递邅变化之大成。

武德四年（621年），唐高祖命裴寂等撰《武德律》，大略以《开皇律》为准，除其苛细五十三条。

唐太宗贞观初，又命长孙无忌、房玄龄等重加删定，前后费时十余年，修成《贞观律》。《贞观律》进行了较大的修改。如增设加役流，缩小连坐处死的范围，确定了五刑、十恶、八议以及类推等原则与制度。《贞观律》的修订，基本上确定了唐律的主要内容和风格，对后来的《永徽律》及其他法典有很深的影响，改革后的《贞观律》成为唐律的定本。

高宗永徽二年（651年），长孙无忌、李勣等人在《贞观律》的基础上修订律令，如将原《贞观律》名例篇中的“言理切害”，更为“情理切害”，并作郑重说明：“旧律云言理切害，今改为情理切害者，盖欲原其本情，广思慎罚故也。”最终，奏上新撰律十二卷，是为《永徽律》，这部法典基本上是《贞观律》的翻版，没有太大变化。

永徽三年（652年），鉴于当时中央、地方在审判中对法律条文理解不一，每年科举考试中明法科考试也无统一的权威标准的情况，唐高宗又令长孙无忌等对《永徽律》的精神实质和律文逐条逐句进行疏证解释，以阐明律条文义，并通过问答形式，剖析内涵，说明疑义，撰成《律疏》三十卷。

永徽四年（653年）十月，经高宗批准，将疏议分附于律文之后颁行。计分十二篇，共三十卷，称为《永徽律疏》。

《唐律疏议》撰定后，历经高宗、武后、中宗、玄宗等朝，又做过一些修改，但正如律自贞观定后没有大的变化一样，《唐律疏议》的变化也都属于个别的内容上的增改或个别的文字上的修订。从唐律的发展和《唐律疏议》的沿革过程看，《唐律疏议》并非永徽或开元一朝之典，而是有唐一代之典。

该法典至元代后，人们以疏文皆以“议律”字始，故又称为《唐律疏议》。由于疏议对全篇律文所作权威性的统一法律解释，给实际司法审判带来便利，以至《旧唐书·刑法志》说当时的“断狱者，皆引疏分析之”。疏议的作用至重，学者杨鸿烈在《中国法律发达史》一书中认为，“这部永徽律全得疏议才流传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