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历山大二世为什么要解放农奴

亚历山大二世认识到，俄军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暴露出的问题，实质上是俄罗斯工业和政治体制落后于欧洲大陆其他国家的问题。基于这个判断，改革俄国陈旧的政治经济体制已经势在必行。[1]故而在宣告结束克里米亚战争的宣言中，他承诺要进行改革。甚至在战事停止之前，他就颁布了第一批措施，包括撤销尼古拉一世在位后期那些严厉的规定，比如对出国旅游和大学入学人数的限制。所有这一切预示了新的序幕的拉开。

首当其冲需要废除的就是农奴制。当时俄国90%的人口是农奴，被完全束缚在土地上，生产效率十分低下，而且也严重妨碍了以雇佣自由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克里米亚战争之后，俄国农奴反抗运动一年比一年高涨，迟一天改革，问题就更严重一步。实际上，亚历山大二世从继位那一天起就已经决心实行改革。1857年，他成立了“农民事务总委员会”，开始筹备废除农奴制的改革。

1861年3月，亚历山大二世终于下诏进行改革。改革的核心有两点：一是宣布废除农奴制，农奴全部获得人身自由，拥有包括迁徙、婚姻、改变职业、拥有财产、订立契约等权利；二是规定全部土地为地主所有，农民按照规定赎买一小块土地，赎金数额为土地实际价格的两三倍，农民支付一部分，其余由政府以有偿债券的方式代为支付，农民必须在49年内还清本息。改革还有其他一些方面，如将获得自由的农民组织到公社中，公社的公职人员由农民选举产生，但必须服从地方行政机构的管理。

从亚历山大二世的改革条文中，充分可看出他的良苦用心。农奴获得解放之后的关键是土地问题。连带土地解放农奴，让农奴无偿获得他们一直所经营的土地在一场改革（而不是革命）中是不可能的。因为土地的产权本来为农奴主所有，农奴的经营权是同他们的农奴义务结合在一起的。亚历山大想最大限度地使封建贵族和农奴都满意，在巨变的同时维持国内局势安定，让农奴以赎买的方式获得土地或许已是最佳的选择。说俄国1861年改革只是封建主对农民的一场掠夺显然是对历史不负责任的解释。许多农奴解放之后由于土地减少等原因在经济上仍然不能自立，只能以封建地租的方式接受地主的剥削，改革是不彻底的，但毕竟已迈过了最艰难的一步。

1857年，农奴制改革首先在政治上较为开明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开始试行。在立陶宛境内，农奴主们宣布解放农奴，让这些农奴成为独立的自由农民，此后农奴主和原来农奴的关系转变为地主和雇农的关系。此后改革措施又开始逐渐在圣彼得堡等省份开始推行。

亚历山大二世推行的农奴制改革触动了俄国广大地主贵族的利益，遭到了激烈反对。他们提出反对改革的论据是：这样会造成俄罗斯政局动荡，加剧克里米亚战争后的经济困难。地主贵族们利用激进革命者的言论，放大改革造成的负面影响，来对抗改革措施。此外在这一时期俄罗斯国库空虚，整个国家依靠举债度日，由于经费紧张，甚至重新装备军队这样的头等要务都暂时被搁置下来。地主贵族们把这一切都归罪于农奴制改革。

面对重重阻力，亚历山大二世仍将改革推行到底。1861年2月19日，俄罗斯宣布了新的农民法令。3月5日，亚历山大正式宣布解放俄国所有的农奴，从此农奴成为自由耕种的农民。尽管自由农一无所有，没有自己的土地，在经济关系上必须依附原来的地主才能生存下去，但在政治上的意义却非同小可——农民们获得了平等的政治权利，成为自由人，可以自由迁徙，也就意味着可以通过新开垦的土地致富，从而在经济上也获得完全的独立。这项改革的影响之大，被人称为法国大革命后最伟大的社会运动。因此亚历山大获得了“解放者”的名号。

不过，被解放的农民由于土地减少、支付赎金，以及由改革带来的混乱，反而失去了从前的安定感，反抗斗争更加激烈，1860年的农民骚动多达126次，而改革之年1861年增至1176次。但俄国的政局大体上仍保持稳定，终于度过了这段混乱的时期走向新时代。[1]此外，沙皇政府还对政治、军事、司法、国民教育、财政、书报检查制度等方面进行了改革。

19世纪60至70年代的资产阶级改革，虽然有很大的局限性，但促进了俄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促使封建地主阶级向资产阶级转化，加速君主制向资产阶级君主制转变。无产阶级革命家列宁说：“如果总的看一看1861年俄国国家全部结构的改变，那就必然会承认，这种改变是封建君主制向资产阶级君主制转变的道路上的一步。这不仅从经济观点来看是正确的，而且从政治观点来看也是正确的。只要回忆一下法院方面、管理方面、地方自治方面的改革的性质以及1861年农民改革后所发生的各种类似的改革的性质，就一定会相信这种论断是正确的。”[3]因此可以说，亚历山大二世是俄国近代化的先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