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历史战争

　　1919年初，邓尼金部下和英、土等国部队再次侵犯北高加索。处于兵力和装备双重劣势的红军为保存实力，向阿斯特拉罕撤退。中国支队随同撤退。对于这次撤退，时任苏俄东方面军司令员的奥尔德罗格印象深刻：“我们走了一个多月，零下30度的严冬，寒风刺骨，许多人把步枪都扔了。当我们抵达阿斯特拉罕时，发现中国支队不仅没有丢一支枪，反而捡起了别的部队丢弃的武器。最后他们甚至找到了十几挺重机枪!为此他们也留下了一些东西：350座草原上的新坟!他们是我见过最好的士兵……”

　　到达目的地后，地区负责人基洛夫指示把分散在前线各个师、团中的中国战士集中成立一个中国营，编入292节尔宾特狙击团。这个营大约有500人，杨雄任营长，共产党员蔡湘任政委。这年夏天，中国营随同狙击团开赴伏尔加河和顿河沿岸地区作战。1920年初，他们配合其他红军部队在诺沃切尔卡斯克和罗斯托夫近郊击溃了邓尼金的部队，解放了北高加索。

　　西伯利亚的“老头队”

　　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远东地区出现权力真空。1917年11月，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以保护侨民为借口，组成两个临时混成旅，出兵西伯利亚。一支驻哈尔滨，归关东军指挥;一支驻海参崴，由在伯力和其他战略要地的反苏俄白匪军策应。西伯利亚的中国伐木工、码头工在当地苏维埃的领导下，组成游击队，抗击日军和白匪军。其中比较有名的是中国的“老头队”。

　　“老头队”最初只有100多人，其中中国人有七八十个，队长是俄国人安多姆，中国人陈柏川任副队长。其队名由来是安多姆的嘴唇上留着一撮小胡子，看起来像个老头。游击队的条件很艰苦，出没在深山密林，走到哪打到哪，没有固定的根据地，有时甚至几天都找不到吃的。不过，到1919年秋末，“老头队”还是发展到了500多人，中国人占到了一半。大家用的是日本造的枪械，穿的是从日本人手里缴获的黄皮夹克、大皮鞋。年底，“老头队”打了一个漂亮仗：全歼了尼基莱村的一个日本大队。

　　进攻发起前，他们采取疲劳战术，从夜里12点开始，以排为单位，每隔10分钟放一枪，每次只打5发子弹，50分钟后，再换上另一排人再打。这样持续了3个钟头，最后敌人回应的枪声逐渐稀疏。游击队员趁机发起冲锋，高喊“乌拉”冲过小河，突入敌人阵地，全歼了日军200多人。参加了此次战斗的陈柏川回忆说：“鬼子们大枪挂到脖子上，举着双手，从房子里、地堡里爬出来，嘴里还咿呀咿呀的直叫唤。”

　　到了1920年，随着形势好转，“老头队”正式解散。安多姆带着队中的苏联战士继续向赤塔方向追击敌人。陈柏川带着余下的中国战士随红军进入布拉戈维申斯克城，被正式编为红军，成立一个特别连，直属特别第一团。至此，这些打了几年游击战的人们，终于脱下破烂的杂色服装，换上崭新的红军服。完成整编后，这些中国战士继续随大部队追击敌人，直到把匪军和外国干涉军赶出苏联境内。

　　列宁卫队中的中国卫士

　　1919年初，由于在战场上的英勇表现，70多名中国人被调往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彼得格勒的斯莫尔尼宫，担任列宁的卫队。

　　沈阳人李富清当时担任卫队的小组长。他们站岗每次4人，地点就在列宁的办公室外面台阶下。列宁进出时，有时会停下来打招呼。有意思的是，当时的中国战士文化基础差，加上语言隔阂，所以他们并不知道自己保卫的是什么人，只是觉得列宁非常亲切和蔼。据李富清回忆，有一次，列宁从办公室走出来换换空气，和他们几个中国战士拉起家常。列宁问他们吃的怎么样，住的习不习惯等，不知怎么的就问起了中国话怎么说。于是这几个人就告诉列宁“你好、吃饭、喝茶”等中文的发音。列宁一边学着说，一边从口袋里拿出笔和本子，迅速记下来。从这以后，列宁见到中国战士就用中文“你好”打招呼。

　　列宁对卫队中的中国人非常关心。一次，卫队给每个警卫战士发一双马靴。但李富清的马靴太大，去找管理员换，管理员不同意。于是，他和其他几个发了同样不合脚马靴的中国卫士商议，一起去找列宁。列宁给他们写了张纸条，并告诉他们，如果有事情还可以来找他。李富清他们拿着列宁的纸条去找管理员，管理员才同意带着他们来到库房，让他们自己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