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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历史上的光海君
光海君(朝鲜语:광해군;1575-1641),名李珲(朝鲜语:이혼),1608-1623年在位。以下是故宫历史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韩国历史上的光海君,希望能帮到你。
一、光海君简介
光海君(朝鲜语:광해군;1575-1641),名李珲(朝鲜语:이혼),1608-1623年在位。朝鲜王朝第十五代君主。他是前任君主朝鲜宣祖与其爱妃恭嫔金氏(공빈 김씨)所生的第二位儿子。葬于杨州赤城洞(位于今日南杨州市真乾邑(진건읍)松陵里(송릉리))。
李珲(1575—1641),1608-1623年在位。朝鲜王朝第十五代君主。朝鲜宣祖庶次子。
二、当政简历
万历二十年(1592),壬辰倭乱爆发,临海君李珒被俘,宣祖仓皇出奔平壤,命令十七岁的李珲摄国事。李珲收集流散的军队和义兵,号召通国勤王,以图恢复。李珲的这个举措振奋了朝鲜民心军心,对全国团结一致打击倭寇很有作用。万历二十一年,日本撤出汉城,退守釜山,并将虏获的临海君和顺和君两位王子送还,倭乱暂时告一段落。此时,宣祖已经属意于光海君了。万历二十三年,宣祖册封光海君为世子,并上表明朝请求批准。明朝答复:“继统大义,长幼定分,不宜僭差”,遂不许。光海君由是对明朝暗有怨言。万历二十四年、三十三年,朝鲜再次上表请求易储,其时明朝也正为立储的事情闹得鸡飞狗跳,遂均不许——似乎光海君是受了郑贵妃和福王的连累。宣祖末年,朝鲜国内在立储问题上也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因为当时宣祖仁穆王后已经生有一子(永昌大君,1606年生),弃嫡立庶,与儒家宗法观念不合。朝廷中的北人党因此分裂为以李尔瞻为首、主张拥立光海君的大北派和柳永庆为首、主张拥立嫡子的小北派。小北派在光海君即位后受到打击,柳永庆被赐死,小北派分裂成清小北和浊小北,而大北派则又分裂成骨北、肉北和中北三派。
万历三十六年,宣祖大王病逝。事实上的世子光海君嗣位。并上表明朝,自称权署国事,请求册封。万历皇帝恶其专擅,不予理睬。但是当时东北亚的国际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新兴的女真势力对明朝构成了威胁。为了确保东北边疆无虞,需要拉拢朝鲜,所以明朝在拖延了几个月之后,于是年十月乃册封李珲为朝鲜国王。李珲即位后,按照朝鲜仁祖后史书的说法,是“昏乱日甚,幽废母后,屠兄杀弟”。从事实来看,后两条倒也确实。李珲即位后,宣布仁穆王后为废妃,囚禁在西宫(庆云宫)内,自己则搬到新修复的昌德宫(东阙)去住。而对其王位威胁最大的两个人——其同母兄、宣祖长子临海君,和年仅两岁的弟弟,宣祖嫡子永昌大君,则分别于1609年和1614年被害。
光海君在位期间,朝鲜诞生了像《东医宝鉴》这样的医学论著。该书于1610年完成。在这个时期,李朝选拔官吏任人唯贤的制度早已受到破坏,因为遴选文武官员的考试已变成有权势的官员和当权派手中的工具。经常举办的特选科及第者们造成了对土地的迫切需求,同时,两班地主们不登记拥有土地的做法使国家的岁入大量流失。由于一些两班利用免税的学校土地来逃避税收租赋,仅仅在17世纪私立学校的数目就增加了三倍,使学校房地产成倍增加,它们所荫庇的文人学士和学生数目也不断增加。王亲国戚和掌权的官吏积累了战时遗弃的土地,把它转为免税的财产。竞争官职变得激烈起来,因为担任一任官职很容易在经济上捞到好处。
在这种文武官员只顾私利不顾国家的风气下,朝鲜国势日颓。尤其雪上加霜的是,此时的朝鲜还面临后金的军事威胁。万历四十八年正月,李珲上奏:“敌兵八月中攻破北关,金台吉自焚,白羊出降。铁岭之役,蒙古宰赛亦为所灭。闻其国谋议以朝鲜、北关、宰赛皆助兵南朝,今北关、宰赛皆灭,不可使朝鲜独存。又闻设兵牛毛寨、万遮岭,欲略宽奠、镇江等处。宽奠、镇江与昌城、义州诸堡隔水相望,孤危非常。敌若从叆阳境上鸦鹘关取路绕出凤凰城里,一日长驱,宽镇、昌城俱莫自保。内而辽左八站,外而东江一城,彼此隔断,声援阻绝,可为寒心。望速调大兵,共为掎角,以固边防。”其时辽镇塘报称朝鲜与后金讲和,明朝朝议遂谓李珲阳衡阴顺,宜遣官宣谕,或命将监护,其说纷拿。李珲听到这种传言后自觉受到天大的冤枉,上疏辩解道:“二百年忠诚事大,死生一节”。明朝于是要求朝鲜派兵协助攻打后金。但是朝鲜军队一战即溃,光海君不得不试图与后金议和。
天启三年(1623)三月十二日,西人党的李贵、李适、金自点等人在仁穆王后和新崛起的南人党势力的协助下,召集军队在绫阳君(后来的仁祖)的别墅内会合,打入庆云宫,发动宫廷政变。大北派的李尔瞻、郑仁弘等被赐死,二十八岁的绫阳君李倧即位。被废黜的光海君则被带到仁穆王后面前接受斥责,然后用石灰烧瞎双目,流放于江华岛的乔桐,在清朝再次入侵朝鲜(丙子胡乱)之后,于崇祯十年(1637)转移到南方的济州岛。崇祯十四年(1641)七月朔日卒,寿六十七。墓在杨州赤城洞,位于今日南杨州市真乾邑(진건읍)松陵里(송릉리),2002年后改名烈陵。
当时中国的明朝是一个根深蒂固的纲常伦理国家,有自己的普世价值,况且明朝与朝鲜一直沿袭着中国古代传统宗藩关系的模式。朝鲜人擅自发动政变废除一个合法且与明有交的君主,绝对是一件忤逆不道的大事,是中国所不能接受的。负责节制朝鲜的登莱巡抚袁可立第一个就表示了明确的反对意见:“看得废立之事,二百年来所未有者,一朝传闻,岂不骇异。”(李民宬《敬亭集》)。袁可立马上上疏明政府:“李珲袭爵外藩已十五年,于兹矣,倧即系亲派,则该国之臣也。君臣既有定分,冠履岂容倒置。即珲果不道,亦宜听大妃具奏,待中国更置。奚至以臣篡君,以侄废伯,李倧之心不但无珲,且无中国,所当声罪致讨,以振王纲。”(《明熹宗实录》卷三十三 )。
在这道奏疏中,袁可立的观点很鲜明,他强调了政变这种形式的非法性,这关乎到纲常伦理的“普世价值”,他认为“即珲果不道”也应该“待中国更置”,袁可立甚至主张派兵“声罪致讨”。
既然仁祖李倧的合法性得不到明朝政府的承认,朝鲜只好派出使团前往登州拜见登莱巡抚袁可立,祈求他代为转奏辨明原委,实际上在此之前关于此事袁可立至少已经12次做过汇报。朝鲜使团在当年六月十一日(庚午)一大早便来到登州城外的庙岛。军门袁可立心情很不好,马上分付下去:“朝鲜来者勿许入水城门”,并命令对朝鲜船只“査访各船格军军器,要开数书给,军器则收贮船中,勿令带去”。闲来无事的朝鲜使团书状官李民宬对袁可立治下的登州水城门胜景还做了生动描述:“水城门乃外北城舟楫出入之门也,粉郭矗立,水漱城趾。飞阁据增厓,俯临沧海,实一胜槩也。”登州城外的庙岛也透着勃勃生机:“峰恋萦于,围抱左右。其间沙汀横亘数十里,又有二岛浮出其外,若障空补缺者然。其他海峤之可望者无数,但晴而愈暗,不得瞭然耳。峰顶通望处,逐设烟墩。屯田农幕,处处相望。商船战舰之抛泊近岸者,不知其数。”
三天后,军门袁可立接见了朝鲜国使团。使团“升自东阶再拜”,向袁可立“呈申文”递交国书。
(袁可立)抚院立语曰:“你国旧王在否?” (使)答曰:“在矣”。
(袁可立) 曰:“有子否?” (使)答曰:“有一子”。
(袁可立)军门曰:“在哪里?” (使)答曰:“同在一处”。
(袁可立)曰:“闻旧王三月十三日已死云,是乎?”(使)答曰:“无此理”。
(袁可立) 军门曰 :“十三日动兵云是耶,抑旧君自退耶?”(使)答曰:“其失德,详在申文中,老爷见之则可以详悉矣。一国大小臣民,不谋而同,推戴新君。昭敬王妃令权署国事,天命人归,从容正位,岂有动兵之事乎?”
(袁可立) 军门曰:“然则烧宫室云者,何故耶?”(使)答曰:“宫妾所居之处,点灯失火,而正殿则依旧矣。”
(袁可立)军门曰:“你国定乎?” (使)答曰:“反正之日,市不易肆,朝野晏然,有何不定之事乎?且总镇毛驻扎敝邦,如有可疑之端,则岂有掩护小邦,欺瞒朝廷之理哉!”
(袁可立)军门曰:“晓得”
仍命茶,谢拜而退。(李民宬《敬亭集》)
这次见面后,袁可立的态度缓和了许多,“而今观来文,乃悉颠末。效顺之诚,既不异于畴昔。优待之礼,应不减于从前。一切款宴,犒赏夫马等项,已移檄促办矣。合行谕知云云。”(李民宬《敬亭集》)更主要的情况是当时明与后金正用兵,明朝国力受限,客观上也不允许明朝在这件事情上太较真。袁可立从全局和实际出发退而求其次,“请正词质责之,以济师助剿为券,与廷议合。”(黄道周《节寰袁公传》)。袁可立上疏道:“亦当令其退避待罪,朝廷徐颁赦罪之诏,令其祗奉国祀,如国初所以待李成桂者,此又不得已之权也。”(《明熹宗实录》卷三十三 )。一个国家的内政,还要跑到中国来百般解释游说求得承认,在今天看来已经是很不容易了,从中也可以看出中国大明天朝的影响力之大。
但这件事情也远没有这样简单就会被忽悠过去,对一个纲常伦理道德至上的中国,历史一直对这件事情耿耿于怀,甚至于经过朝代更替也没有抹平。直到五十年后的清朝前期,朝鲜君臣对袁可立“致讨”的主张仍然记恨在心,在清廷开馆延修《明史》之际曾派出专使来中国进行“辩冤”,在清朝康熙皇帝面前大告前朝袁可立的御状,并交通说服清朝高官改写前史。毕竟政变和篡权是分不开的,这是不好忽悠的大不道,是朝鲜历史的软肋,中国清朝的《永宪录》和《池北偶谈·朝鲜疏》等书对这件事情都留下了详细的记录,这可能是今天的朝鲜史家们所始料未及的。
用朝鲜国王李淳的话说,他康熙十五年(1676年)给中国皇帝的奏疏是为了了却先王的宿憾,为祖先洗雪冤屈,请求在编修明史时按照他的意思记录这段历史,替自己的祖先“正名”,并宣示天下。朝鲜国王为自己的先祖不厌其烦地辩解,并强调说当时袁可立等明朝官员所看到的情况不全面,自己先曾祖父所发动的政变是光明正大的,并没有阴谋在里面。但这种要求和说法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有点过分,因为中国怎么记述历史必有他自己的依据和道理。
我们简单翻一下旧案,倒是对如今的中朝关系、朝贡体系有一点有益的认识。对于当今时代大国如何行使自己的权力和影响力有一个比较之后的认识。 无论是古代中华的朝贡格局,还是现在民族国家的主权独立格局,维系这样一种体系的核心力量,首先是经济军事力量。过去中国与朝鲜通过朝贡贸易使得朝鲜受到恩惠,中国以其强大的军事力量帮助朝鲜消除日本的威胁,从而对朝鲜具有一种强制的号召力。更为重要的是,中国通过自己的文化力量,通过纲常伦理这种中华文化圈内具有“普世价值”的核心价值观,从而具有对属国的文化号召力。无论明朝、清朝,只要他们具有这种基于儒家文化的价值观,并通过经济和军事力量确立了当时“普世价值”下的国际秩序,那么就会使其畏惧,使其感化,使其被牢笼其中,不得不尊奉这种价值观下所统御的一切,这就是“软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