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光武帝时期的文化政策

光武帝以“柔道”治天下，采取一系列措施，恢复、发展社会生产，缓和西汉末年以来的社会危机。文化上大兴儒学，推崇气节，东汉一朝也被后世史家推崇为中国历史上“风化最美、儒学最盛”（司马光、梁启超语）的时代。下面一起来看看光武帝统治时期的文化政策。

光武帝时期的文化政策

一、崇尚儒术

建国后，刘秀在洛阳修建太学，设立五经博士，恢复西汉时期的十四博士之学。还常到太学巡视和学生交谈。在他的提倡下，许多郡县都兴办学校，民间也出现很多私学。

刘秀继承了西汉时期独尊儒术的传统，东汉建立后，即兴建太学，设置博士，各以家法传授诸经。刘秀巡幸鲁地时，曾遣大司空祭祀孔子，后来又封孔子后裔孔志为褒成侯，用以表示尊孔崇儒。特别是对儒家今文学派制造的谶纬迷信更是崇拜备至。同时，刘秀鉴于西汉末年一些官僚、名士醉心利禄，依附王莽，乃表彰气节，对于王莽代汉时期隐居不仕的官僚、名士加以表彰、礼聘，表扬他们忠于汉室、不仕二姓的“高风亮节”。 光武继承了西汉时期独尊儒术的传统，东汉建立后，即兴建太学，设置博士，各以家法传授诸经。光武巡幸鲁地时，曾遣大司空祭祀孔子，后来又封孔子后裔孔志为褒成侯，用以表示尊孔崇儒。特别是对儒家今文学派制造的谶纬迷信更是崇拜备至。早在东汉建立之初，光武就仿照王莽、公孙述等人利用谶书作为其承受天命的依据，指使他过去的同学强华伪造了一个叫做“赤伏符”的谶语：“光武帝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在野，四七之际火为主”，表示他继承了西汉的火德，是“上当天地之心，下为元元所归”的真命天子。东汉统一全国后，更“宣布图谶于天下”，把谶纬迷信尊为“内学”，作为其维护封建统治的思想工具。在提倡儒学神学的同时，光武鉴于西汉末年一些官僚、名士醉心利禄，依附王莽，乃表彰气节，对于王莽代汉时期隐居不仕的官僚、名士加以表彰、礼聘，表扬他们忠于汉室、不仕二姓的“高风亮节”，企图养成重名节的社会风气。

二、收集图书

刘秀重用文人贤士，极为重视图书文化建设和皇家藏书的收藏。王莽末，典籍被焚，鉴于西汉官府藏书散佚，而民间藏书颇多，他每至一地，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采求阙文，补缀遗漏。他下旨天下，广为收集。先是四方学士，多怀挟图籍，遁逃林籔。自此而后，鸿生矩儒，莫不抱负典策图籍，芸汇京师。数十年间，朝廷各藏书阁，旧典新籍，叠积盈宇，汗牛充栋。如“石室”、“兰台”、“仁寿阁”、“东观”等多处，藏书的规模和数量超过了西汉。迁还洛阳时，其经牒秘书，载乘2000余辆。奠定了东汉国家藏书的基础。

三、崇尚图谶

刘秀以图谶兴，其在用人、庙祀、封禅诸事中以谶决之。但刘秀对谶纬的作用有着清醒的认知，用谶颇为理性，终围绕社会现实政治的需要，有选择、有条件地利用，其用谶的范围也往往不涉及关乎国计民生的政治实务。光武用谶的政治目的是为了通过统一图谶，官定出一套服务于刘氏皇权的神学理论，并严格限制图谶的“新作”、“新解”。  

四、祭祀变革

刘秀祭祀天地活动，既依凭“元始中故事”，又有自己的创设。郊祀制度的构建方面，重在洛阳南郊坛形制。说明东汉的郊祀制度既是汉代阴阳五行观念盛行的产物，又是向传统礼经回归的结果。

五、谦和纳士

据《后汉书·逸民列传》载：建武五年，光武帝征召名士周党、严光入朝，想起用他们。结果是周党，入见俯伏而不拜谒，陈述自己愿意谨守志向，隐居村野。严光不受“谏议大夫”之职，而自愿到富春江去耕地、垂钓。对于周党、严光的“狂放”，光武帝不仅没有责备他们，反而表现出一种超乎寻常的豁达。当博士范升上奏对其二人进行贬斥之时，光武帝却下诏说：“自古以来高明之君、圣德之主，必定有不服的人。伯夷、叔齐不吃周代的粮食，太原周党不接受我的俸禄，也是人各有志。”

周党隐居黾池前，光武帝赐予他帛四十匹；严光老死家中，光武帝为他哀伤，下诏赐给钱百万，谷千斛。光武帝的“谦和”，还表现在他能虚心听取不同意见。太学生出身的任延，被光武帝征用。在调任延任武威太守时，光武帝告诫他说：“要好好地对待上级官员，不要损坏自己的荣誉。”任延回答说：“我听说忠臣不随便附和，随便附和的臣子不忠诚，坚持正义，维护公利，是臣子应有的品德。上下附和，并非陛下之福。要我好好地侍奉上级官员，我不能接受您这个指示。”对于任延的“犯颜忤旨”，光武帝并未因此而发天威之怒，他冷静地倾听这逆耳之言，虚心地接受了任延的批评，极有感慨地说：你的话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