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关于离婚的法律规定

《唐律·户婚》对离婚有三种规定。一、协议离婚。指男女双方自愿离异的所谓“和离”：“若夫妻不相安谐而和离者，不坐。”二、促裁离婚。指由夫方提出的强制离婚，即所谓“出妻”。

《礼记》曾为出妻规定了七条理由：不顾父母、无子、淫、妒、恶疾、哆言、窃盗。

《唐律》也大致袭用这些规定，妻子若犯了其中一条，丈夫就可名正言顺地休妻，不必经官判断，只要作成文书，由双方父母和证人署名，即可解除婚姻关系。但同时，《唐律》又承袭古代对子女“三不去”的定则，即曾为舅姑服丧三年者不得去，娶时贫贱后来富贵者不得去，如今无家可归者不得去妻。有“三不去”中任何一条， 虽犯“七出”，丈夫也不能提出离婚。三、强制离婚。夫妻凡发现有“义绝”和“违律结婚”者，必须强制离婚。“义绝”包括夫对妻族、妻对夫族的殴杀罪、奸杀罪和谋害罪。经官府判断，认为一方犯了义绝的，法律即强制离婚，并处罚不肯离异者。对于“违律为婚而妄冒已成者”，也强制离婚。

《唐律》的这些规定，不言而喻，其本质是为了强化封建宗法制度，巩固家长制下的夫权。在强调女子从一而终的封建时代，能够以法律形式明文规定夫妻“不相安谐”即可离异，这是前代和后代所罕见的，《唐律》对妻无“七出”和“义绝”之状，或虽犯“七出”而属“三不去”者，不准其夫擅自提出离婚，否则处一年有期徒刑。这无疑对夫权是一个限制，对妇女利益是一种保护。另外，对妇女离婚改嫁和夫死再嫁，法律也没有约束和限制，这就从法律上为婚姻的相对自由制造了一定的条件。

（一）唐代婚姻制度中，对于婚姻的成立，强调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维护“父母之命，媒约之言”的原则，强调尊长对卑幼的主婚权，“诸嫁娶违律，祖父母、父母主婚者，独坐主婚”，即使卑幼在外地已自行订婚，只要尚未结婚，也必须服从尊长的安排，如违反尊长意志者，依律“杖一百”。

第二，婚书、聘财为婚姻成立的要件，“诸许嫁女，已报婚书及有私约而辄悔者，杖六十”。或者虽无“许婚之书”，但女家已接受男家聘财，亦不得悔婚，否则，同样处杖刑六十。又规定，“男家自悔者不坐”。

第三，对婚姻的缔结有限制，规定同姓不婚，违者各徒二年。非同姓但有血缘关系的尊卑之间不得为婚，违者“以奸论”；严禁与逃亡女子为婚，监临官不得娶监临女子为妾，良贱之间不得为婚，违者均处以刑罚。

第四，维护“一夫一妻”为基础的多妾制。惩治有妻更娶，“诸有妻者，徒一年；女家，减一等。若欺妄而娶者，徒一年半；女家不坐，各离之。”惩治乱妻妾位，“诸以妻为妾”，“徒二年”。

（二）关于婚姻关系的解除，唐律规定出妻、义绝、和离三种类型。

1、出妻即“七出”，唐律的“七出”自是源于礼制，但在内容上有变动，在顺序上也有较大的调整。《大戴礼记.本命篇》：“妇有七去，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窃盗去。”而依唐代律令，七出的顺序为：一无子，二淫佚，三不事舅姑，四口舌，五盗窃，六妒忌，七恶疾。七出是法律赋予男子单方面的权利，但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国古代社会，法律置子女卑幼的地位，因而出妻的特权往往操之于男方父母，有时并不完全出于本人的意愿。下面分别介绍出妻的七个法定条件。

无子。在古代家族社会，血缘是联系族人的纽带，婚姻的目的、功能和最高价值被界定在“合两姓之好，上以事宗宙，下以继后世”的范围内，在儒家经典中，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舜悖礼擅娶也不为过。娶妻的目的就是生育出承祖传宗的男性继承人，这也是妻的应有职责。这一礼制观念历代相沿，至唐未改。唐律强调妻的这一生育职责，将无子出妻列为七出首，实是将生育责任片面归于妻。

淫佚。淫佚即纵欲放荡。按照《大戴礼记·本命》的解释，礼设淫去，是因为其乱族，古代中国是一个血缘聚居的家族社会，它强调血缘的纯正和亲疏远近之别，由此决定家族内部的等级以至推衍出社会的等级。淫佚乱族，此为家族大忌。当然这一禁条仅仅是对妻而言的，对夫并无丝毫的要求，它标志着夫及其家族对妻的性专权。

从史实来看，唐代离婚再嫁是较为容易的。离婚当然是由夫方提出离异者为多。女子色衰爱弛、男子一朝发迹，都可以成为弃妻更娶的缘由，甚至有因细小事故而轻出妻者。男子离婚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妻子的命运系于丈夫和公婆的喜怒之间。正如白居易诗云：“人生莫作妇人身，百年苦乐由他人。”

然而由妻方提出离异者也不少。有因夫坐罪而求离婚者，有因本家有故而求离婚者，有因夫患病而离异者。还有民间女子因对婚姻不满意而离婚的事。这表明，唐代离婚较为自由；不仅为法律允许，而且不受社会舆论非议。

另外，再嫁也不为失节。这从唐代妇女不以屡嫁为耻中看得很明显。唐代公主再嫁、三嫁者甚多。仅以肃宗以前诸帝公主计，再嫁者23人，三嫁者4人。

离婚再嫁的难易和贞节观念的强弱，是衡量婚姻关系自由开放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从唐代看，离婚改嫁和夫死再嫁习以为常，并未受贞节观念的严重束缚，它与前朝的“从一而终”和后代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形成鲜明的对照。

在唐代上层社会的男子中，较普遍地实行着各种形式的多偶制。皇帝嫔妃如云，成百上千；贵族达官也借种种口实，广置妻妾。就连与妻子情爱甚深的白居易也不例外，除纳妾之外，士大夫阶层还有狎妓的乐子。

与男子的纳妾嫖妓、寻花问柳相对应，在上流社会的妇女中，也常演出许多蓄养情人、婚外私通的艳事来。以武则天为例，早在她作太宗才人时，就与太子李治发生了暧昧关系， 当皇帝后，更广置面首，大选美少年为内侍。《开元天宝遗事》中有一个有趣的故事：“杨国忠出使于江浙。其妻思念至深。忽昼梦与国忠交而孕，后生男名助。国忠使归，其妻具述梦中之事。国忠曰：‘此盖夫妻相念情感所至。’时人无不高笑也。”“梦中有孕”不过是骗人的幌子，而杨国忠对妻子的这种行为不仅不怪罪，反而为其开脱，这除了顾及自己的名声外，只能说明夫妻间有一种不相禁忌的默契。

上层如此，下层也是如此。社会上一般妇女私奔、私通之事，不乏其例。唐人笔记小说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了许多例子。这些事例说明，在唐代婚姻中，一夫一妻制不仅对丈夫，而且对妻子的限制也并不十分严格，女子在“不相禁忌”的形势下，常常享有同男子同等的婚外偷情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