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伯希和从敦煌盗走了什么

保罗·伯希和，法国汉学家，中学毕业后开始就学于巴黎大学，主修英语，后入法国汉学中心学习汉语，继入国立东方语言学校，专攻东方各国语文历史。曾从师法国汉学家E.E沙畹等人学习，志力于中国学研究。伯希和从敦煌莫高窟劫走六千余种文书，此外还有二百多幅唐代绘画与幡幢、织物、木制品、木制活字印刷字模和其他法器。

经历

中国考察

伯希和1899年被选为印度支那古迹调查会的寄宿生，该会创建于1898年，次年改称河内法兰西远东学校。1900—1903年间，伯希和三次受该校派遣前往中国考察，收集了大量古物古籍，并与收藏保存者如左宗棠的后人等有所接触。

1901年，年仅22岁的伯希和受聘为远东学校教授，在集中研究印度支那乃至整个东南亚历史地理的同时，潜心汉籍目录版本的检讨，开始尝试使用历史语音学的比较考证法来研究用汉语转写的外国人名地名，并关注中国的外来宗教和异教派别，以后又钻研中国佛教的起源与道教的关系，由此注意到中国与印度、西域的联系。其成果很快为汉学界所瞩目。

中亚考察

1900年法兰西学院为拓展法国学人对远东诸国文化之研究，将原有的法属安南考古团改组为法国国立远东学院，总部设在河内，研究范围起自印度、中亚、东北亚、东南亚到东亚诸国的古今各种学问，1956年该院迁至巴黎。伯希和就任职于这个学院。1905年，斯坦因（Sir Aurel stein）中亚考古新发现的消息传人欧洲后，1906年伯希和受法国金石和古文字科学院及亚细亚学会的委派，进行中亚考察。

利用流利的汉语和丰富的中国历史文化知识，伯希和1906--1908年曾活动于中国甘肃、新疆一带，对新疆的喀什地区和库车图木舒克的脱库孜萨来以及甘肃的敦煌石窟，进行了广泛的考察。对于喀什绿洲的前伊斯兰文明古迹，伯希和主要是对三个古遗址作了考察发掘：第一个发掘点是“库尔干窣堵坡”（KourgkanTim），伯希和又称之为“库尔干墙”或“库尔干炮台”。第二个考古发掘点是红山（克孜勒－戴卜，Qyzyl-Debe），位于克孜勒苏河的故河道左岸，距克孜勒苏与土门河（Tümen）的交汇处只有三公里远。

第三个是“小山”（Kichik-Debe），位于红山以西。对于喀什地区的佛教遗址，伯希和考察了炮台山（Mori Tim）、沙山（Topa Tim）、墩库勒（Tong Kül）和阿克噶什（Aqqach）等处。1906年9月26日，伯希和探险团离开了汗宫，取道东南方向，前往墩库勒。那里是距汗宫有六至七公里的一片小绿洲。9月27日，他们前往阿克噶什，在那里发掘了克孜尔炮台（Qyzrl-Tim）以及尕哈炮台（Qaqha Tim，Tim本指“墙”或“窣堵坡”）。

经过在喀什地区一个多月的勘察之后，伯希和考古探险团於1906年10月29日到达图木舒克，在该地区一直停留到同年12月15日。伯希和在那里发现了库车绿洲西缘惟一的一处佛教大遗址群。伯希和考古探险团在图木舒克发掘到的物品，主要有雕塑、壁画、陶器和杂物、雕刻品或版画。

声名大噪

经过在图木舒克的发掘之后，伯希和考古探险团于1906年12月15日离开那里，经阿克苏和拜城，向他们的另一个重点目标库车绿洲前进，并于1907年1月2日到达库车。他们一行在库车共勘测发掘了八个月，直到1907年9月3日才离开那里，向乌鲁木齐前进。1907年12月中旬又从乌鲁木齐出发，于1908年2月24日到达敦煌。

伯希和从敦煌莫高窟劫走六千余种文书，此外还有二百多幅唐代绘画与幡幢、织物、木制品、木制活字印刷字模和其他法器。他将所劫文物全部运往巴黎，同时详细查看了所有洞窟，对每个洞窟作了描述，特别是详细记录了洞窟中的壁画题记。正是由于伯希和在敦煌的考查，他所拍摄的莫高窟的照片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此举使之声名大噪，对于奠定其在国际汉学界的地位起到重要作用。重返河内后，从事初步整理工作及考古报告。

莫高窟开凿于前秦建元二年，历经北凉、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元等十个朝代，是建筑、彩塑、壁画为一体的综合性佛教艺术宝库。现尚存492个洞窟，保存了世界上最好最完整的佛教艺术。伯希和曾说过：“千佛洞(莫高窟)是中亚及东亚古文化整体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敦煌处在中国文化与西方汇合的前沿阵地，因此它使得亚洲古代诸文明与远东贯通，正是通过这块绿洲，昔日最伟大的旅行家横穿东西……”

鼎盛期

1911年法兰西学院特设中亚历史考古学讲座，聘请伯希和主讲。这是伯希和汉学地位奠定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伯希和曾参加战役，并于1916年奉派至北京法国使馆任陆军武官次官。1921年被选为法国金石铭文与文艺学院院士。这是其汉学事业的鼎盛期。其后20余年，除研究讲学外，还负责主编欧洲的主要汉学杂志《通报》。1935年出任法国亚细亚学会主席。1939年，被聘为中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

语言天才

伯希和是语言天才，精通13种外语，而且博闻强记。他与中国学者交流，得力于汉语能力强和熟知中国学术。他是传教士以外，西方汉学界中罕有的能讲流利北京话的学者。

伯希和的汉学研究精湛渊博，于我国目录版本、语言文字、考古艺术、宗教文化、东西交通，以及边疆史地等方面，都有论著。这也得力于他精通亚洲各种语言，较注意版本校勘及新史料的搜求应用。有人认为他的毛病是过于偏狭琐屑。但他的治学也有求精确不求广阔，至专门不求闳道，宁失之狭细，不求其广泛的长处。后期致力于蒙元历史研究。

但其《元朝秘史》研究与《马可·波罗游记》注释二书皆未能完成。其著作单行本极少。大多数见于各种学术期刊中，如《河内远东学报》、《通报》、《亚洲学报》等。考古学著作主要有：《敦煌洞窟》（1922—1926）、《敦煌洞窟一伯希和笔记》(1981—1984)。

《摩尼教流行中国考》是伯希和及其老师沙畹的共同著作(商务印书馆1931，1933)。这篇文章分前、后两个部分，前一部分主要是疏释摩尼教的教义；后一部分则是对摩尼教在中国流行始末的论述。在后一部分中，作者搜集了《大唐古域记》、《佛祖统记》、《册府元龟》、《通典》、《九姓回鹘可汗碑》等众多材料中有关摩尼教的记叙，按时间顺序加以排列并一一加以诠释。与中国学者王国维、陈垣等人对摩尼教的研究相比，由于此文能够自如地运用波斯文、康居文、突厥文及梵文等材料，因而显得研究范围较为宽阔，成为摩尼教研究中的名篇。

有益探讨

《郑和下西洋》(《通报》，1933，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35年)原名为《十五世纪初中国的伟大海上旅行》，原是一篇书评，书中主要考察了有关郑和下西洋史实的四部重要著作。

即：(1)《瀛涯胜览》；(2)《星槎胜览》；(3)《西洋番国志》；(4)《西洋朝贡典录》。该文详细考证四部书的版本和流传。对于郑和下西洋的史实，汉学家们做过不少研究工作，但伯希和此书有他的独特之处，对此冯承钧先生曾评述说，原先的汉学家在地理名物方面的研究固然有不少发现，“但是寻究史源勘对版本的，只有伯希和一人”。本文的一大半内容，都集中在《瀛涯胜览》等四部典籍的流传过程及版本的考证方面，对郑和下西洋的年代及所经之地也作了许多有益的探讨，从而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创造了条件。

他的道教著作有：《摩尼和（化胡经)》(载《法国远东学院通报))Bulletin de l’Ecole Francaise d’Extréme-Orient，1903年第3期)、《围绕(道德经)译成梵语的问题》(载1912年《通报》T’oung Pao，第13期)。伯希和的文章大多为考据性的，故文中常是旁征博引与细考详证，篇幅冗长。

评价

有人评价说：“伯希和不但是法国的第一流汉学家，而且也是所有西方的中国学专家的祖师爷。”“没有他，汉学将像是一个失去父母的孤儿一样。”伯希和与为数众多的中国几代主流学者的交往，很大程度反映甚至代表了本世纪上半叶国际汉学正统与中国国学主流的相互交汇，不仅推动欧美汉学界加深了解认识中国学术文化及学者，更重要的是对中国本土的学术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有人论及“百年来影响我国的六十洋客”，将伯希和列于“七位华风西被的汉学家”的第二位。而以学术造诣论，伯希和无疑位居首席。

中国学领袖

伯希和是今日欧美公认的中国学领袖，其影响遍及欧美日本及中国。然而伯希和与中国学者交往，开始却并非友谊佳话，而是以让炎黄子孙愤慨痛惜，也令他本人蒙羞的敦煌盗宝为开端。

伯希和没有一般汉学家对中国当代学术的轻视，充分认识和肯定清初以来的学术发展与成就，认为：“中外汉学大师之造就，堪称殊途而同归，尤以清初康熙以来，经雍乾而至道光，名家辈出，观其刈获，良足惊吾欧洲之人。此果何由，亦由理性之运用与批评之精密，足以制抑偏见成说，其达到真理之情形，实与西方学者同一方式，无足怪也。”

因此，他对于继承前贤的当代中国学者，也“寄有无限之敬重与希望”。更为重要的是，伯氏此说并非当面市好，1926年10月26日，伯希和在德国法兰克福讲演中国戏剧，提出：“治‘中国学’须有三方面的预备：1、目录学与藏书，2、实物的收集，3、与中国的学者接近”；并批评德国的中国学“殊不如人”。

1932年底，伯希和为调查近年中国文史学的发展，并为巴黎大学中国学院采购普通应用书籍，再度来华，经香港、上海到达北平。在平期间，他受到学术界的热烈欢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燕京大学、辅仁大学、营造学社、与学术界关系密切的《北平晨报》馆以及当地的学者名流，陆续举行欢迎宴会或约其讲演。

随着地位的提高和声望的增长，伯希和除了继续与中国学者交流学术外，还致力于促进中法文化交流。20年代初，北京大学为加强学术研究，成立了文科研究所国学门。在促进该机构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合作方面，伯希和起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