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的政治作为

雍正帝严禁党争

雍正帝即位之初就发布上谕说：“闻有侥幸之徒，平昔结党营私，至积场年份，互相接引请托，遇谨守之人畏法，不肯通同作弊，反群相排抵，飞语诬陷，此风断不可长。”雍正二年（1724年）更是专门发布了《御制朋党论》，来分析朋党的危害，要求臣下不可结成朋党，要惟知有君，与君同好恶。

雍正帝即位后，以允禩、允禟等人为代表的反对势力及其朋党集团成为他统治下的心腹大患。因此他信守除恶务尽，以极其狠毒的手段一一将他们致于死地。除此之外，雍正初年，拥戴雍正帝有功的年羹尧、隆科多等人的势力也迅速膨胀起来。雍正帝担心他们有不测之心，在对允禩党人斗争的同时，又果断地收拾了年羹尧、隆科多集团。对这两大朋党势力的斗争成了雍正初年政治生活的重心。

雍正帝公布的年、隆的一系列罪行中，一个重要的方面便是“贪婪之罪”（年羹尧贪墨之罪十八，隆科多贪婪之罪十六）。雍正帝把他们这方面的罪恶大事张扬，就使得对他们本人及其党羽的惩处显得更为“名正言顺”，这同时对吏治的整顿是巨大的推动。通过剪除允禩、允禟、年羹尧、隆科多的羽翼，从中央部院大臣到地方督抚布按、武官提镇一级进行频繁的更调，其中确有一批趋炎附势的贪酷之吏因他们的主子失势失宠而堕入法网。这就使得雍正帝即位之初，统治阶级上层腐朽势力与允祺、年、隆等人一起首先感受到了沉重的打击。

雍正四年（1726年），发生了田文镜与李绂互参案。在李绂、田文镜互参案中，雍正帝虽然对田文镜有所袒护，但此时还并没有要打击李绂的意思，他更多的是持一种调和的态度。同年冬，浙江道监察御史谢济世弹劾田文镜结党营私有负圣恩、并且贪虐不法，一共有十大罪状，并且言语涉及到被田文镜弹劾的黄振国、邵言纶、汪諴，还有包庇张球罪状的事，与之前李绂说的不谋而合。雍正帝听了之后以为谢济世与李绂结党，下诏严厉斥责谢济世等，剥夺了谢济世的官职，发配到军中，黄振国、汪諴被处死，邵言纶被发配边境。

接连发生的汪景祺案，李绂、田文镜互参案，查嗣庭案和谢济世案，使雍正帝认识到本朝的科甲士人之间不但存在着很严重的请托、庇护的现象，而且还有人对清朝的统治政策和自己的统治方针心存不满。于是便以打击科甲朋党为名，对科甲士人发动了大规模打击。其中谢济世案后为第一个高潮。雍正七年（1729年），谢济世在阿尔泰承认与李绂的交往后，为第二个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