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渊的政治成就

虚心纳谏

李渊称帝后，鉴于周、隋之季忠臣不敢进谏的情况，下诏求取直言，较为虚心地接纳统治阶层内部之合理劝谏。他将在自己即位后最先直言进谏的万年县法曹孙伏伽连升九级，由一县小吏提拔为朝廷的治书侍御史，以昭示群臣自己纳谏之诚；对在隋代即有清名、负责教导太子李建成的名臣李纲，李渊也颇为敬重，对其直言多有采纳。这些事例都能反映出其“虚心尽下，冀闻嘉言”的诚意和决心。

宽简刑罚，制定《武德律》

在律法方面，李渊于太原起兵之时就曾颁布有宽大之令，从而使得那些先前苦于隋朝苛政的百姓闻之，竞相前来归附。攻占长安之后，李渊更是对唐军约法十二条，“惟制杀人、劫盗、背军、叛逆者死”，其余一并蠲除。登基后，李渊于武德元年（618年）大赦天下，减轻刑罚。在此后的执政期间，他更是遇事便行大赦，对百姓务从宽宥。

隋朝时曾相继制定开皇律和大业律，但李渊对于隋律的改革实持每况愈下之见，所以他在登基之后命裴寂、刘文静等“因开皇律令而损益之，尽削大业所由烦峻之法”，以宽简作为其立法定律的指导思想。其后，又令裴寂与尚书右仆射萧瑀等撰定律令，其“大略以开皇为准”。至武德七年（624年）五月颁布《颁定科律诏》，将新修科律颁行天下，是为武德律。武德律修订的原则是“斟酌繁省，取合时宜，矫正差违，务从体要”。虽然其篇目“一准隋开皇之律，刑名之制又亦略同”，但武德初选定开皇律作为唐律修订的蓝本，以律、令、格、式等部分构成了唐代完整的法典体系，不仅为后来的贞观律、永徽律、显庆律、垂拱律、开元律等的修撰提供了至为重要的基础，并对后世和周边国家的法制产生了重大影响。

择贤选士

李渊身为隋朝的旧臣，深为赏识隋代宗臣中的一些才能卓越者。因此在开国之后，他大力提拔任用这些隋朝的宗亲及旧臣，招抚了许多隋朝降将。这些人在新朝各显其能，各尽其用，使唐朝的政局在开国不久便大有起色。

唐朝建立之后，李渊认识到曹魏以来“九品中正制”以门第取士的弊端，为广招人才扩大统治基础，缓和社会矛盾，依然沿袭了隋朝创设的科举制度。武德四年（621年），根据李渊颁布的敕令，唐朝开始设置明经、秀才、俊士、进士诸科的选士制度，成为唐朝开始科举取士的标志。李渊还于武德年间开创了制举。

与其他各科相比，武德一朝创立人才选拔制度对儒学人才更为重视。在科举取士之外，李渊还采用了汉魏六朝以来的荐举制，作为对前者的补充。

自武德之后，以科举为主辅之以其他方式的人才选拔制度完全确立。

《唐摭言》卷1《统序科第》：始自武德辛巳岁四月一日，敕诸州学士及早有明经及秀才、俊士、进士，明于理体，为乡里所称者，委本县考试，州长重覆，取其合格，每年十月随物入贡。斯我唐贡士之始也。

《全唐文》卷3《令诸州举送明经诏》：方今函夏既清，干戈渐戢，搢绅之业，此则可兴。宜下四方诸州，有明一经已上未被升擢者，本属举送，具以名闻，有司试策，加阶叙用。

《全唐文》卷2《令京官五品以上及诸州总管刺史各举一人诏》：宜令京官五品以上及诸州总管刺史举一人，其有志行可录，才用未申，亦听自己具陈艺能，当加显擢，授以不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