察举制的考试科目

察举制，是中国古代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不同于以前先秦时期的世官制和从隋唐时建立的科举制，很多人都以为察举制就是举孝廉，但是其实察举制在惠帝、吕后诏举“孝弟力田”，察举开始有了科目。那么察举制都考察哪些呢？

察举制的考试科目

汉代察举的科目，是由少到多不断增加的；增加科目尤以特科为多，是根据对专门人才的需要而设立。这些科目，划一由皇帝确定。按照举期分类，察举的科目可分为常科（岁科）与特科两大类。岁科有孝廉、茂才（秀才）、察廉（廉吏）、光禄四行；特科又分为常见特科和一般特科。在上述科目中，以岁科为先，其中又以“孝廉”一科为最重要。特科中则以“贤良方正”为最重要。

汉文帝（公元前179年—公元前157年在位）时要求举贤良方正，汉武帝（公元前140年—公元前87年在位）时要求举孝廉，这都是察举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如果按照四科标准分类，以“德”为主的有孝廉、孝廉方正、至孝、敦厚等科；以“文法”为主的有明法科；以“才能”为主的有尤异、治剧、勇猛知兵法、明阴阳灾异、有道等科。但所有的科目，都以“德行”为先，在学问上则以“儒学”为主。

1.孝廉

在汉代察举常科中，“孝廉”是最重要的一科，亦得人最多，出了许多名人。“孝廉”之设，始于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武帝下诏，“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显示“孝廉”起初不是常科，不被重视，后来“孝廉”规定为岁举常科，才受重视，渐显重要。

孝、廉有“孝子廉吏”的意思。“孝”是指孝敬父母；“廉”是指清廉勤政。这是古时对官吏的普遍要求。汉代“孝廉”，大部分是通儒学的高官及富豪子弟。举“孝廉”之后，前程远大，升迁较快。“孝廉”出身的官吏，更被认为是“正途”、“清流”，很被看重。起初举“孝廉”是以郡为单位。东汉时，和帝（公元89年—105年）采纳丁鸿和刘方的建议，改以人口为单位；郡国人口不满10万三岁（年）举孝廉一人；不满20万二岁举一人，20万岁举一人；四十万举二人；上至百二十万六人。外围郡国则作适当放宽。后来又采纳左雄建议，限年龄40岁以上才得举。但此种“限年法”实行不久，就废除了。

2.茂才

察举岁科之一“秀才”，东汉时为避光武帝刘秀（公元25年—57年在位）讳，改作茂才（茂材）。汉武帝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下诏：“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才异等”，这是此科之始。后来，宣帝（公元前73年—前49年在位）、元帝（公元前48年—前33年在位）时均有诏令，举“茂才异等”。西汉时，茂才并不是岁举常科。

东汉光武帝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诏令：“三公举茂才各一人”，“监察御史、司隶、州牧，岁举茂才各一人”，此后才为岁举，往往与“孝廉”并称，表明其重要性。不同之处是，“孝廉”为郡举，“茂才”是州举，所以数目是后者少、前者多，建武十二年总计岁举“茂才”才约有20人。

“茂才”多为现任官吏，如西汉的茂才萧咸是丞相史。这些现任官吏举“茂才”后，因本身资历高，多起用为县令（千石）。“孝廉”则多为郎官，六百石。还有不少人先举“孝廉”，再举“茂才”。“茂才”中有许多升至高位，成为汉代名臣。如东汉的周举（？—公元149年），官至光禄卿，为“八俊”之一。

3.察廉

“廉吏”是汉代察举岁科之一。“察廉”就是察举廉吏的意思，不是指“孝廉”。被举为“廉吏”者，多为低级官员，被举后，按原职升补；而举为“孝廉”者，一般皆入朝为郎官，这是主要区别。而“廉吏”与“孝廉”二者之间的具体差别，又可概括成以下四点：

（一）“廉吏”为长官报请上级迁补属吏优异者之科目，而“孝廉”则是郡国向中央“贡士”之科目；

（二）“廉吏”限于“斗食”至“六百石”之吏员，而“孝廉”则开放予所有吏民；

（三）“廉吏”一般根据本秩（职位）直接迁补，而“孝廉”一般要入三署为“郎中”；

（四）“廉吏”之“举主”范围广泛，包括郡守，而“孝廉”之“举主”仅限于郡守、国相。

“廉吏”一科，大约在汉武帝（公元前140年—公元前87年在位）之前就有了，之后逐渐明确，成为一种岁举常科。被举的“廉吏”，最初都是小官，大概他们忠于职守，特别是为官清廉，才被“举主”看中，作为察举的对象。

4.光禄四行

汉元帝永光元年（公元前43年）春二月：“诏丞相、御史举质朴、敦厚、逊让、有行者，光禄岁以此科第郎从官。”据上述元帝诏书的内容，说明“光禄四行”的几项重点：

（一）从永光元年开始，才有推举“光禄四行”一科；

（二）质朴、敦厚、逊让、有行（或作节俭）是四种品行，也是“光禄四行”的选拔标准；

（三）“光禄四行”为岁举常科；

（四）“光禄四行”的举主为丞相、御史，被举者为光禄勋的属官；

（五）光禄勋每年依此科考核（“第”）他的属官。

汉武帝（公元前140年—前87年）时，改“郎中令”置“光禄勋”，掌管宫廷宿卫及侍从之事，属官有光禄大夫、大中大夫、谏大夫、谒者等。具上述四种品行的，通常是一些忠厚质朴的人，他们老老实实任职，没有什么突出成绩，长时间也没有得到提升，所以设立此科，每年从他们之中选拔一至两人，予以升迁。

5.贤良方正

古代比较贤明的君主，往往希望有一些公正无私、敢于直言的大臣，能指出自己的不足之处，以便更好地治理国家。汉代察举制度设立“贤良方正”科，就是这个原因。

“贤良方正”是最主要的特科，始置于文帝二年（公元前178年），目的是“纳天下言”，即广泛听取对国政的意见。帝王们当时普遍认为，发生天地灾异，是自己犯了过失，即“人主（皇帝）不德，布政不均”。所以，这一科常常是在灾异发生之后举行。而“贤良方正”又多与“直言极谏”相连，这是皇帝“求言”的一种方式，所以称作“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汉代的皇帝大多开过此科。“贤良方正”科的“举主”很广泛，包括中央和地方的高官，诸王侯、三公、将军、中二千石、州牧、郡守等。皇帝很重视此科，被举者皆由他亲自主持对策，按等第授官，高者有为“九卿”者。

朝廷征求的人才也很广泛，包括儒生、有“道术”者，以及官吏等。有时也从贤良中直接选拔亲民的官吏，名目称为“贤良方正可亲民者”，如宣帝（公元前73年—前49年）在位时，曾进行两次诏举。

这类目的在于“广开言路”的选才办法，在汉代以后曾长时间实行，后演变为唐代科举的制科之一。到宋代，则以“对策”的方式向全国征求治国之道。

6.贤良文学

在汉代，选拔人才既注重品德修养，也注重文化质素。“贤良”的含义就是德行兼备。自从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文学”的涵盖范围实际指“经学”。这样看来，察举中常见特科“贤良文学”一科，所立的选才标准是：品德与文才兼备，又有良好的经学底蕴。

汉昭帝始元五年（公元前82年）正式下诏举“贤良文学”：“其令三辅、太常举贤良各二人，郡国文学高第各一人。”宣帝（公元前73年—前49年在位）即位之初，曾发生地震，诏郡国举文学高第各一人。不见于诏书的，在武帝（公元前140年—前87年在位）时就有“贤良文学”之举，晁错属此科。可见，贤良与文学有时连称，成为一科，有时分开，各独立成科。不论怎样，此科是以文学为主，主要荐举对象是儒生。

在汉代察举制中，文学一科很受重视，西汉时每次察举“文学”的规模可达一、二百人。王莽时有四科之举：“有德行、通政事、能言语、明文学”，文学是其中之一。两汉时期“贤良文学”一科，出了许多名人，包括晁错、董仲舒、公孙弘等，地位显赫，成就卓异。

7.直言极谏

中国古代有敢于指出皇帝的不足之处，提出治国建议与方略的大臣，被称为“诤臣”。于是有了“直言极谏”这个词，意思是“正直的言论谏诤”。汉代名臣晁错写有一篇《举贤良对策》，是对“直言极谏”的最好解释。

所以，从汉代察举制度正式建立之初，汉文帝二年（公元前178年）就下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此后，举“直言极谏”一直延续下去。但它不是独立的一科，而是与“贤良方正”相连，说明对直言极谏者来讲，应当具有公正无私的品德。无私才能无畏，才敢于“犯上”，甚至把自己的性命都置之度外，因此古代就有了“文（指文臣）死谏”的说法，是文臣（特别是谏官）忠君的最高境界。

西汉官吏王吉，先举“孝廉”，再举“贤良”，任昌邑王中尉。昌邑王荒淫，他因时常劝谏昌邑王而遭到处罚。宣帝（公元前73年—公元前49年在位）时召为博士、谏大夫，常上疏议论时政得失，但没有受到皇帝重视，只好托病还乡。元帝（公元前48年—公元前33年在位）时召他为谏大夫，担任掌管议论的官员。

8.孝弟力田

《汉书》上说：“惠帝四年春正月举民孝弟力田者”。意思是：汉惠帝四年（公元前191年）的正月，下诏选拔有孝悌（悌同弟）的德行和能努力耕作的人为官。这时察举制度还没有正式建立。惠帝（公元前194年—前188年在位）死后，少帝立，由吕后（公元前187年—前180年在位）临朝称制，特设“孝弟力田”官一人，秩二千石，地位很高。

文帝（公元前179年—公元前157年在位）时，“孝弟力田”与“三老”同为郡县中掌管教化的乡官。以后“孝弟力田”成为察举的特科之一。

为什么要举“孝弟力田”呢？“孝弟”与“力田”，有时分开作两科，因为这是两种德行。“孝悌”是孔子提出的，“孝”是对父母尽孝，“悌”是对兄长尊敬。古时候中国人很尊崇孝道，因为它能使社会秩序和谐安定。至于“力田”，因为古代中国是农业社会，以农为本，农业“为生之本也”，希望大家勤于耕作，达到“家给人足”，国家富裕。在唐代，“孝弟力田”仍然是科举选士（举人）的科目之一，可见其仍受重视。

9.明经

汉代察举中的“明经”科，是最重要的特科之一。“明经”就是通晓经学。秦朝就有此科，到汉代地位开始突出。所谓“经”，原指先秦经典，自从汉武帝尊崇儒学，“经”就专指儒家经典了。其实，察举各科都有经学内容，被举者也要熟习经学；把“明经”特立为一科，说明经学在汉代政治上地位之重要。汉代的读书人无不自幼苦读经书，目的都是为了应举、入仕。

西汉时举“明经”科不按人口，东汉章帝元和二年（公元85年）开始，以人口多少定举数。后来加上年龄限制，年50至年70才可入太学。但在东汉初，年纪轻而精通经学，也可应举“明经”。如张玄“少习《颜氏春秋》，兼通数家法，建武初，举明经。”

汉代许多名臣，如孔安国、贡禹等都是明经科出身，韦贤、韦玄成父子皆以明经科入仕，先后位居宰相。重经之风一直延续到隋唐时期的科举考试，唐代的“明经”科试帖经，以通经比例决定等第。可见经学在汉代察举制中地位之重要。

10.明法

汉代治国是儒、法并用的。选官时既选拔通晓儒学的儒生，也选拔通晓律令的人才，因此设立“明法”一科，作为特科中的重要科目。

汉武帝时令举“四科人才”，其中第三科即“明习法令，足以决疑”，这是设“明法”科的开始。在此之前，汉初就开始招天下明法之士，辅佐以法治理国政，可见朝廷对律令的重视。由于通晓律令而以明法入仕、位至高官者，汉代不乏其人。如：郑宾位至“御史”，陈咸、陈忠位至“尚书”，吴雄位至“司徒”。郭射“家世掌法律”，世代通晓律令，有七个人当上廷尉，即国家最高司法审判官。唐代科举考试仍设“明法”科，选拔明习法令的人才，为常科之一。

11.明阴阳灾异

汉代大儒董仲舒倡导“天人感应”说，认为天的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符；天有阴阳，人也有阴阳。天和人相类相通，天能干预人事，人的行为亦能感应上天，自然界的灾异和祥瑞，表示着天对人们的谴责和嘉奖。

汉朝的君臣们大都认为阴阳灾异与国家政治有密切关系。所以，在察举的特科中设立“明阴阳灾异”一科，选拔有关人才。

由于这一科本身的特点，所以大都在发生天地灾异的年份才开科。如汉元帝初元三年（公元前46年），因“风雨不时”，令“丞相、御史举天下明阴阳灾异者各三人”。安帝永初二年（公元108年），“京师及郡国四十大水、大风、雨雹”，是因为皇帝“不德”，造成万民饥馑，少数民族叛乱，特下诏，举明习阴阳等有识之士。

汉代是中国古代地震频繁发生的高峰时期，据统计，从公元96年到125年间的30年中，就有23次较大规模的地震，其中有的就发生在京城附近；以致汉朝的皇帝大为紧张，只好乞求于鬼神术数。大科学家张衡发明了可以观测地震的“地动仪”，可是并未被举“明阴阳灾异”科。可见，科学与迷信在汉代并非一途。

12.勇猛知兵法

在隋唐的科举考试中，有文、武两科，武科的渊源就是汉代察举科目中的特科：勇猛知兵法。作战勇猛又熟知兵法，能率军作战，这就是此科所选之人才。此科始于汉成帝元延元年（公元前12年），这一年发生日蚀，成帝恐天下有变，下诏令“北边二十二郡举勇猛知兵法者各一人”。

其后，汉朝频开此科，只是名目略有不同。如：

（一）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诏举“勇武有节明兵法，郡一人”。东汉安帝永初五年（公元111年），“灾异蜂起，寇贼纵横，戎事不息，百姓匮乏，疲于征发，重以蝗虫滋生”，说明这一时期天灾人祸频发，社会动荡不已。所以，“诏三公、特进、九卿、校尉，举列将子孙明晓战阵任将帅者”。

（二）东汉顺帝永和三年（公元138年），诏令大将军、三公等各举地方“刚毅武猛有谋，堪任将帅者各二人”。

（三）东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诏公卿，举列将子孙及吏民，有明战阵之略者诣公交车”。

从以上可知，主要是在“灾变不息，盗贼众多”的东汉，才急需较多军事征战人才。一般而言，汉代察举制仍以“明经”科为最重要的特科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