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的讼师

讼师到律师的转型

在晚清最后十年，随着清廷的政治改革，西法不断引进。西法的律师社会地位颇高，中国的讼师与之性质相近，因此也获得了翻身正名的机会。但同时也是由于讼师的负面形象，时人对于引进律师制度，从刚开始便抱有相当矛盾的心态。1906年，修律大臣沈家本、伍廷芳向朝廷提倡时，认为“盖人因讼对簿公庭，惶愫之下，言语每多失措，故用律师代理一切质问、对诘、复问各事宜”。依此，律师可以站上公堂辩论法理，官员审断的依据也只能是法，而不再是各方面平衡的考虑，故其审讯的逻辑实际与中国传统大不相同。

各省督抚对律师制的推行则多有怀疑之声。湖广总督张之洞奏称：“遽准律师为人辩案，恐律师品格尚未养成，讼师奸谋适得尝试。”四川总督锡良也说：“欲求律师，则学堂之造就固属需时矣。即向有精通法律者，在川省各州、县，半系痞棍讼师，藉此教唆渔利，倘以此辈滥竽，遗害小民岂浅？”两说颇有代表性，他们其实并不反对律师制，反而认为西方律师养成于学校，由国家选拔，以学问、资历为标准，必为公正守法之人；怕的是讼师利用新制度的初创而转身成为律师。

虽然存在阻力，律师还是在通商口岸首先落地。特别在租界地域，无论华洋讼案，律师都成为必不可少的诉讼要角。1904年11月29日，上海《时报》社论总结，假如没有律师到堂辩护，“民与民讼，则黠者常胜，讷者常败；民与官讼，则官得伸者什常八九，而民得直者什不得一焉”。为了伸张法权，维护国体，保护民众的法律权益，内地亦应仿行律师，逐渐成为朝野各方的共识。

为了与传统的讼师做出区分，当时在学校教育、国家考试和道德水准等方面，均对律师提出严格的要求。1906年修订法律馆提出的《民事刑事诉讼法草案》规定，律师必须为法律学堂毕业，并获得文凭，且通过省级考试核验者；同时必须有相识的“殷实人二名立誓，具保该律师品行端正，人品相符”，方能获得执业资格。

1906年后，清廷应用的法律渐趋西法，熟悉传统律法的讼师年纪较大，更不知西法，很难转型为现代意义上的律师，大多数的律师只能由本土法政学校毕业生充任。从讼师到律师的转型就是在这样不断的调适中缓慢实现的，也反映出近代中国传统与现代的藕断丝连。

作者简介

李欣荣，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主要从事清末法律史和史学史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