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8年，一个「正眼看世界」的人被时代抛弃了

​1840年代的晚清，有两本“开眼看世界”的著作，《海国图志》与《瀛环志略》。

它们几乎同时完成。前者的成书时间是1842年（五十卷本）、1847-1848年（六十卷本）、1850年代（百卷本）；后者的初稿完成于1844年，初刻本问世是在1848年。两书的作者，魏源与徐继畬，也几乎相当于同龄人。魏源的生卒年是1794-1857；徐继畬的生卒年是1795-1873。魏只比徐大了1岁。

遗憾的是，这两个同龄人，同时开眼看世界，看到的世界，却大不相同。

图：《海国图志》1847年刻本

比如，魏源接受了“大地如球”之说，不再坚持传统的天圆地方。《海国图志》中也载有西方的半球图。但他不能认同西洋地图将地球划分为欧、亚、美、非、奥五大洲（南北美洲合一，缺南极洲），反援引佛典进行考据，认为地球只有四个洲——东胜神洲、西牛货洲、南赡部洲与北具庐洲。亚欧非是南赡部洲；美洲是西牛货洲，因为那里盛产金银，铸成货币流通世界；东胜神洲与北具庐洲在北极之海与南极之海当中，还没有被发现。

继而，魏源还论证说，南赡部洲是“四洲之冠”，中国是南赡部洲中最尊贵的“东方人主”。印度是“南方象主”，蒙古是“北方马主”，西洋是“西方宝主”，都不如“东方人主”尊贵。

这种牵强附会的考据背后，潜藏着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优越感”。

《海国图志》中的“夷狄”一词，最能体现魏源的这种文化优越感。

按魏源自己的说法，此书的编纂目的，本就是“师夷长技以制夷”，而夷人之所长仅限于技术层面，文化礼教是万万不及中国的。书中，魏源援引了自明朝而下至乾隆时代的诸多中文资料，考证认定“西洋教”乃是“杂学”，它的教义抄袭自佛教——“西方之教惟有佛书，欧罗巴人取其意而变幻之”，传教士来到中国后，又抄袭儒学来改善自己的文辞——“后既入中国，习见儒书，则因缘假借以文其说”。

图：魏源

魏源还援引中文世界的各种道听途说，将来华传教士的活动描述为以邪术惑人，说教民入教前，要吞吃一枚药丸，日后若泄露邪术，就会排泄出一个“女形寸许、眉目如生”的东西；又说传教士会拿小刀挖取教徒的眼睛，用来炼银——“闻夷市中国铅百斤，可煎纹银八斤，其余九十二斤仍可卖还原价，唯其银必华人睛点之乃可，西洋人之睛，不济事也”。

图：《海国图志》关于传教士剜眼炼银的记载

类似的偏见，在《瀛环志略》中要淡薄许多。

书中，徐继畬也说过“坤舆大地以中国为主”这样的话。但徐并没有像魏源那样，主动撰写长文去论证这一点。据友人张穆与徐的通信，徐写下这种句子的目的，是规避一些不必要的政治舆论风险——收到《瀛环志略》的书稿后，张穆曾写信劝告徐，要他将以中国为世界中心的《皇清一统舆地全图》收进书中，且放在卷首；告诫他要吸取明朝的徐光启、李之藻的历史教训，这两位没有这样做，“遂负谤至今”。徐接纳张穆的建议，在卷首放了一张以“拱极朝宗”为主旨，也就是以中国为世界中心的地图。

图：《瀛环志略》

较之《海国图志》，《瀛环志略》极少使用“夷”“胡”“狄”之类带有文化贬损涵义的词。这当中存在一个具体的变化过程。该书手稿早期名为《考略》，内中有许多“夷”字，如英吉利一节2429个字，就有21个“夷”字。后增补修订，更名为《志略》出版，英吉利一节增至7620个字，“夷”字已被全部删除。徐继畬有意识地使用“泰西”、“西洋”、“西国”这类中性词，取代了当时的中文知识界惯用的“夷狄”；时人惯用“夷酋”之类字眼来称呼外国来华官员，徐继畬也有意识地改成了“英官李太郭”这种中性词。

“夷”字在晚清的正式弃用，是1858年。该年，中英两国签订《天津条约》，内中第51款规定，此后所有的公文，言及英国官民，一律“不得提书夷字”。这是魏源去世的第二年，《瀛环志略》出版后的第十年。

图：《海国图志》的后期版本引用过《瀛环志略》

与魏源执着于将“西洋教”论证为“杂学”不同，徐继畬对“西教”没有抵触情绪。他比较过佛教、西教与儒学。他讲，儒学自然是好东西；佛教“以慈悲为主”，也是好东西；摩西十诫“虽浅近而尚无怪说”，也是好东西；西教讲神迹，但“无恶于天下”，主旨也是“劝人为善”，与摩西十诫差不多，也是好东西。徐不抵制西教，与他受了几十年的儒学教育，对儒学有着很深的文化自信有关。所以他又说，传教士们来中国，“特欲行其教于中华，未免不知分量”，实在是不自量力。

这种“愿意承认别人的东西也很好”的心态，还见于徐继畬对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的盛赞。在《瀛寰志略》第九卷《北亚墨利加米利坚合众国》中，徐继畬说，华盛顿“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实在是伟大，像极了中国传说中才有的天下为公；他还说，该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实在是古今未有的制度，很神奇。

百卷本《海国图志》摘抄转帖了《瀛寰志略》对美国的介绍，却删去了徐继畬称赞华盛顿一节。

图：徐继畬赞华盛顿中文石碑，嵌于华盛顿纪念碑内

两书的上述区别，产生的主要原因，是魏源与徐继畬的人生履历大不相同。

1844年之前，魏源虽在官场，但长期只是给人做幕僚帮办；1844年中举之后，也只做过知县、知州。他欠缺与“洋务”的直接接触，《海国图志》主要是一种资料汇编工作。徐继畬则不然，1843年时他已是福建布政使，以朝廷专派员的身份，负责办理厦门、福州两个开放口岸的对外通商事宜。直接负责办理涉外事务，自然需要了解外部世界究竟是何模样，《瀛环志略》正是基于这种需要而撰写。

与魏源埋头于大量似是而非的中文资料不同，徐继畬与雅裨理、李太郭、阿礼国等来华外国人有密切的交往，不断向他们求教、索取关于外部世界的资料，并做交叉求证（并不是说魏源没有与外国人做过接触，但与徐继畬相比，他的接触很有限）。雅裨理在日记中，曾如此记述徐继畬：

直接的接触，胜过间接的听闻。一个负责具体外事的实干派官员，基于工作需要而展开的资料搜集与整理，比文化人做的资料汇编更客观、更理性，是很正常的事情。

图：雅裨理

但这种客观与理性，给徐继畬和《瀛寰志略》，带来了迥异于魏源和《海国图志》的命运。

《瀛寰志略》1848年初次出版，即受到了时人的非议。帝师史策先抨击这本书“张外夷之气焰，损中国之威灵”，说自己“初见此书”就生气，“即拟上章劾之”，就想写奏章弹劾作者徐继畬。曾国藩也在给左宗棠的信中批评这本书，说他“颇张大英夷”，长英国人的志气，灭了中国人的威风。1858年，徐继畬在给友人的书信中无奈写道：

这种非议，严重影响到了徐的仕途。

有人从他的书中摘出“（日耳曼）殆西土王气之所钟欤”一句，将“西土”二字略去，攻击他妄称王气已不在中国；有人摘出他称赞华盛顿的言辞，说他“故意不当叙述文，而混为议论，含有赞成之意”，是想要挑战爱新觉罗的皇权。在1850年的“神光寺事件”中，已因《瀛寰志略》而声名狼藉的徐，被一众官员联名弹劾，罪名是袒护“夷人”与“汉奸”（清廷将不利于其统治的汉人统称为“汉奸”，即“汉人中的奸贼”，与今意有一些区别），引发道光皇帝震怒，将之降职。咸丰皇帝上台后，又追查历史问题，将其彻底罢职。

此后的十余年中，《瀛寰志略》也未能再版。

图：徐继畬

魏源与《海国图志》的命运要好很多。

晚清的士林领袖李慈铭，同时读了《瀛寰志略》与《海国图志》。对于《瀛寰志略》，他的评价是：作者“轻信夷书”，动不动就用“雄武贤明”这样的词汇，来形容以华盛顿为代表的“泰西诸夷酋”；且作者是封疆大吏，写这种书被外国人看到，实在是有伤国体；对徐继畬因该书被罢职，李慈铭也是拍手叫好，以“宜哉”两字做结。对于《海国图志》，李慈铭的评价却是“奇书”，重点赞颂了魏源主动撰文“以抉天主教之妄”的做法，且惋惜“魏氏此书初出时”，朝廷没有在政策上做相应的跟进。

李慈铭的这种褒贬，代表了晚清知识界多数人的看法。

这两本书引起的国际关注，则与它们在国内的遭遇完全相反。

1867年，因感于《瀛寰志略》对美国的叙述，美国总统安德鲁决定赠给徐继畬一幅华盛顿画像，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在北京主持了赠送仪式。

二十八年后，也就是1895年，以慕维廉为首的20名来华传教士，联名写了一封抗议信给总理衙门，请其转交给光绪皇帝。信中称，现在民间的教、民冲突如此之多，与“新刻之《经世文续编》及《海国图志》等书”有很密切的关系，书中有许多污蔑、诋毁之语，读书人信以为真，再编成“俚词”在底层民众当中流行，许多人“误怀义忿”，生出种种缺乏事实依据的愤怒。慕维廉等人要求皇帝下旨办三件事，来消弭民间的这种冲突，第一件事就是将《海国图志》等书中的不实文章“铲除禁止”。但总理衙门无意响应这种要求，他们的回复是：《海国图志》不难查禁，但消灭谣言的最佳办法是“自修”，若自己“无可议”，何须担心诽谤指责。

以上种种，并非苛责《海国图志》，魏源和他的著作自有其不朽的历史价值；而是在遗憾：与它同时诞生的，更客观更理性的《瀛寰志略》，却从时代中消失了。这种消失，并非迫于外力，而是晚清知识界的自主选择。《瀛寰志略》是被时代主动淘汰掉的，时代正在“开眼看世界”，但时代不愿跟随徐继畬的脚步，去“正眼看世界”。

参考资料

①邹振环，《<瀛环志略>译名试评》，收录于《疏通知译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第361页。

②《总署奏代递英美两国教士条陈中国教务折 附李提摩太等奏折》，收录于《清季外交史料 5》，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第2351-2355页

③章鸣九，《<瀛环志略>与<海国图志>比较研究》，《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01期。

④曾燕、涂楠编著，《撬动中国向近代转型的坚实支点：徐继畲“大变局”认识与涉外实务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

⑤王立新，《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

⑥李栋，《鸦片战争前后英美法知识在中国的输入与影响》，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

⑦方闻/编，《清徐松龛先生继畲年谱》，198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