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历史

英雄的壮志和无奈:说说以失败而告终的蜀汉北伐

日期:2019-07-20   来源:网络

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值倾复,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

“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

“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

每读起这段感人肺腑的《出师表》,不禁热泪盈眶,慨叹诸葛亮之志,姜维之胆。北伐是以失败告终,北伐的失败不仅在于未能“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更在于后人对北伐的误解。英雄的一腔热血和赤诚,却换来史家的批评和诋毁,这才是最大的悲剧。 让我们再来回顾这段历史吧。

蜀汉自失荆州,败夷陵后,元气大伤,兴复汉室的事业几乎毁于一旦。同盟破裂,曹魏坐收渔人之利,形成了蜀弱,吴孤,魏强的形势。为改变这种不利局面,公元223年诸葛亮遣邓芝使吴,用唇齿相依的道理说服孙权绝魏联蜀,公元229年孙权称帝,诸葛亮又遣陈震使吴,庆贺孙权称尊号,重申盟好,中分天下。在重修吴蜀盟好的同时,诸葛亮加强了内政的治理,整顿吏治,举贤任能,调整统治集团内部关系。政治稳定后,大力奖励耕战,务农殖谷,治戎讲武。公元225年诸葛亮进兵南中平叛,巩固了后方。经过几年的励精图治,蜀国出现了“田畴辟,仓廪实,器械利,蓄积饶”的富强局面,还训练了一支近二十万人的军队。此时北伐万事具备,只欠“天下有变”这一东风。公元227年3月诸葛亮调整军事部署,留护军陈到驻永安以防孙吴,调前将军李严移屯江州为后援,自己亲率大军北驻汉中。临行,发表了著名的《出师表》。

公元228年正月,第一次北伐。诸葛亮进军的部署是声东击西,扬言由斜谷取眉,而实际西出祁山,夺取陇右。诸葛亮只派出赵云,邓芝率领少量人马据守褒斜道中段的岔口箕谷作为掩护大军的侧翼。曹魏“朝野恐惧,陇右,祁山尤甚”,于是“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应亮”,但是诸葛亮攻占祁山后,蜀军受到阻滞。陇西太守游楚坚守,雍州刺史郭淮保据上圭。当蜀军攻下上圭时,曹魏援军已诸道上陇。诸葛亮坐镇西县为后援,命马谡督率诸军渡过渭水,据守街亭战略要地。马谡违亮节度,“依阻南山,不下据城”,张合“绝其汲道,击,大破之”。据守箕谷的赵云,邓芝因兵少亦被魏将曹真击败。第一次北伐失败。

同年12月,第二次北伐,北出散关,围陈仓。这是一次仓促出征,因8月东吴陆逊大破魏军于石亭,魏军东下,关中空虚,诸葛亮趁势出兵。但魏将郝昭早有准备,据城坚守,以千余精兵抵抗数万蜀军进攻,诸葛亮围城二十余日不能拔,粮尽而还,斩魏追将王双。

229年春,第三次北伐,派将军陈式西出阳平关攻取魏武都,阴平二郡。曹魏这两个边郡突入在蜀汉境内,正挡在益州通往汉中的大道之侧,诸葛亮全力以争,夺取二郡屏蔽汉中,益州。219年曹操退出汉中时就预知二郡不能守,迁其民氐人五万余落于扶风,天水界。所以诸葛亮这次出征是一小胜。

230年,魏大司马曹真建言数道并伐蜀。9月,司马懿沿汉水向西城,张合出子午谷,曹真出斜谷,郭淮出建威,汇聚汉中。诸葛亮命李严从江州率军两万入援汉中,命魏延西入羌中截击郭淮,自己亲率大军屯成固迎敌。会下大雨三十余日,阻滞了魏军的行进。9月魏明帝下令退军。

231年,第四次北伐。魏明帝命司马懿代曹真为大将军,督张合,郭淮等迎击蜀军。两军相持于上圭,蜀军运粮不继,退还汉中,张合追击,在木门中伏毙命。

诸葛亮鉴于连年出师无功,决心进行更加充分的准备,然后大举北伐。“亮休士劝农于黄沙,作流马木牛毕,教兵讲武。”屯驻汉中的士兵实行“十二更下,在者八万”的轮换制度,兼顾兵农。诸葛亮还改革了阵图,战法,创连弩,木牛,流马。又在斜谷建立邸阁预先屯粮,用木牛流马运。经过近三年的准备,于234年2月率十万众由斜谷大入,直指雍眉,约吴同攻。4月,蜀军至眉,军于渭水之南原。司马懿已先期渡渭,也在南原背水为垒,坚壁不出,以待蜀军粮尽退还时追击。诸葛亮也下定决心持久相抗,“分兵屯田,为久驻之基”。魏蜀两军相持百余日,8月,诸葛亮病逝五丈原,蜀军退还。诸葛亮的北伐于此结束。

诸葛亮死后,蒋琬,费祎相继执政,两人均放弃北伐,转为守土保民的政策。再后,姜维执掌军政大权。姜维感诸葛亮的知遇之恩,竭尽忠诚继承诸葛亮的遗志主持北伐,大的用兵有九次:

第一次247年,姜维率军讨汶山平康夷,又出陇西,南安,金城界,与魏将郭淮,夏侯霸等战于洮西,凉州胡王白虎文,治无戴等率众降,维“迎逆安抚,居之于繁县”。

第二次249年,姜维出攻雍州,进围洮城,魏将邓艾先自据城,不克而还。

第三次250年,姜维出西平,欲诱羌胡以为羽翼,隔断陇西,不克而还。

第四次253年,姜维率众围南安,不克而还。

第五次254年,姜维出陇西,魏狄道长李简举城降,进围襄武破徐质军,乘胜“拔河关,狄道,临洮三县民还”。

第六次255年,姜维复出陇西狄道,大破雍州刺史王经于洮西,“经众死者数万人”。

第七次256年,姜维与镇西将军胡济期会上圭,济失期不至,维被魏将邓艾大破于段谷,蜀军“星散流离,死者数众”。

第八次257年,姜维闻魏大将军诸葛诞反于淮南,乘魏关中兵东调之机,率数万径出骆谷,魏将邓艾,司马望合兵相拒,坚壁不出,诸葛诞兵败,维引还。

第九次263年,姜维出汉,侯和,进取秦州,为邓艾所破,还屯沓中。

诸葛亮六出祁山,实际上是五次攻魏,一次防御,单从战术上说,除街亭失败外,其余几次均有收获。姜维九伐中原,两次大胜,一次小胜,一次大败,一次小败,相拒不克四次,亦是胜略占优势。但他二人的北伐最终都归于失败,不但未能“兴复汉室,还于旧都”,反而弄得蜀国兵疲民困,国力消耗,加速了灭亡,因此北伐不可取。这是学术界很多人对北伐所持的论调,究竟该怎样看待北伐呢?

我们首先来分析北伐的地理形势。北伐出师地汉中是一个地形险要的盆地,进可攻,退可守。早在法正劝刘备夺取汉中时就已制定了攻守策略:“举众往讨,则必可克。克之之日,广农积谷,观衅伺隙,上可以倾覆寇敌,尊奖王室,中可以蚕食雍凉,广拓境土,下可以固守要塞,为持久之计。”汉中在关中的正南,中间隔着一道秦岭。从汉中北出秦岭,兵下秦川可夺取关中,这是汉高祖因之以成帝业的出兵方向。从汉中西出经武兴,向西北迂回祁山可断陇右。从汉中东出可直向宛洛,或循汉水南下攻襄阳,或迂回武关取长安。但从汉中东出被广袤的豫鄂山地所阻,道路险远,必须占领西城,上庸,房陵等汉水中上游的重镇作为前进基地。由于蜀汉丧失了上庸基地,故北伐从汉中东出的道路即被阻塞。从汉中北入关中,跨越秦岭,主要有三条谷道,由西向东为褒斜道,傥骆道,子午道。东道子午道最为险远,有660里的高山险谷,南段叫午谷,北段叫子谷,子谷谷口在长安之南,所以东道虽然险远,但可出其不意,直插长安。中道傥骆谷最近,谷长420里,蜀军出中道可陈兵武功,对长安的威胁也很大。西道褒斜道较宽坦,有470里的山谷,南段叫褒谷,谷起褒城,在汉中郡治南郑北面,北段叫斜谷,谷口在陕西眉县西南三十里。褒斜道中段有一条西出折向北的支道叫箕谷,往北经散关即达陈仓。蜀军出褒斜道,前据雍眉,可屏断陇右。从总的地理形势来看,关中有八百里秦川,陈仓在川原之西,长安在川原之东,东西距离五百余里,回旋余地大,而汉中只是一个狭小的盆地,三条通道如车辐之聚于车毂。因此,由北向南攻,可诸道并进,居高临下会于汉中,反之由汉中北伐,三条通道呈辐射状,若诸道并进,出谷后因分散在秦川东西川原上不易集中,且北伐的东道全线在魏境。因此蜀军北出秦岭只能用兵一个方向,走中道或西道。

这就是诸葛亮北伐为什么用的是中策“蚕食雍凉,广拓境土”而没采取上策“倾覆寇敌,尊奖王室”(直取长安)的原因。法正定汉中攻守策略是针对当时形势蜀国尚有荆州,上庸等地提出的,如今形势已变,荆州,上庸俱已沦陷,无侧翼掩护分散敌人兵势,主力深入险地于重围之势,事若不济,必遭灭顶之灾。诸葛亮一生谨慎,当然不肯弄险。中策虽缓,但若蜀取陇右就在地理形势上打破了曹魏对蜀汉的包围,而可以居高临下虎视关中,反之,曹魏固守陇右,不仅巩固了关中形势,还从侧翼包围汉中,并可出奇兵直插蜀中腹地,邓艾灭蜀正是以陇右为基地。陇右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因此诸葛亮北伐第一步夺取凉州,第二步再取关中。姜维继承诸葛亮的遗志,北伐的重心也在陇右,姜维自以为“练西方风俗,兼负其才武,欲诱诸羌胡以为羽翼,谓自陇以西可断而有也”,因此不惜一切代价与魏反复争夺,使曹魏一度朝野震动。

但是中策亦非万全之计。既然要蚕食魏境,必然是场持久战。蜀汉与曹魏反复争夺陇右,从228年诸葛亮第一次北伐到263年蜀亡的35年间有15年是在连年征战,形成了小国与大国拼消耗的局面,这在战略上是得不偿失的。曹魏占据中原,地大物博,三分天下有其二,况中原是正统文化所在,历来南北对抗都是北方统一南方。政治上曹魏具有高度政治集权,经曹操,曹丕,曹睿三明主经营转入勃兴的司马氏集团,人才济济,有带甲五十余万。反观蜀汉,偏据一州四塞之地,诸葛亮惨淡经营才养成了一支不到二十万人的军队,又要留守后方,又要东防孙吴,还要维持运输粮饷,所以每次用兵不过十余万人,投入一线的兵力只有数万,因此只能集中使用于一个方向,不能数道并出,也难怪魏延请兵万人异道,诸葛亮都不允许,真是捉襟见肘。政治上刘禅昏庸无能,诸葛亮北伐时尚有蒋琬,费祎,董允,郭攸之等维持内政,到了姜维北伐时,国无良辅,致使宦官专权,民不聊生。人才更新换代上更不及曹魏,由于刘备和诸葛亮执政时一直偏重荆州和东川集团,忽视对益州本地人才的开发,且其所用皆二三流人才,导致北伐后期“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总而言之,无论是经济,政治,还是军事,曹魏都占据压倒性的优势,北伐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蜀弱魏强,差距太大。

但是单从强弱之势论成败也是片面的。曹刘孙三方最初都是以弱胜强,力挫群雄争得了三分,何以北伐就不能以弱胜强呢?其实北伐是有一线成功希望的,这希望就在诸葛亮第一次出师,当时曹魏方面全力伐吴,认为刘备死后,蜀汉“数岁寂然无声,是以略无备预”,关中,陇右防务空虚,被打了个措手不及。诸葛亮出师,“戎陈整齐,赏罚肃而号令明”,兵力集中,声势浩大,曹魏“朝野恐惧”,陇右三郡叛魏应亮。蜀将魏延提出大军出斜谷直趋秦川,自己率精兵万人从子午谷下长安,与诸葛亮异道会于潼关。诸葛亮认为此计悬危,若曹魏方有人识破此计,于山僻中以兵截杀,非惟魏延一路受害,亦大丧锐气,“不如安从坦道,可以平取陇右,十全必克而无虞”,故不用魏延计。从事后来看,魏延此计可行。弱国对抗强国,绝不能拼消耗,必须出奇制胜。出奇难免要弄险,关键在于权衡弄险的得失利弊,是否值得弄险,况曹魏统帅夏侯懋乃膏粱子弟,怯而无谋,未必识破此计。为诸葛亮计,可派魏延出子午谷取长安,自己由斜谷而进,倘若获胜,则一举攻克关中,扼守潼关,平定陇右,东向以争天下,若失败也只覆没一路偏师,主力尚存。只可惜诸葛亮一生谨慎,不敢弄险,机会丧失实在可惜。

当然,这是事后诸葛亮了,史家也正是基于事后分析来批评诸葛亮不用魏延之计大为失策,设身处地站在诸葛亮当时的境地想,他的顾虑也是有道理的。诸葛亮的失误主要并不在于是否采纳魏延之计,关键在于街亭之败。街亭是古代通往关中,天水,安定,金城的总路口,蜀军据守街亭可以阻断魏军入陇西,如果失去街亭就不能在渭水北立脚。战略位置如此重要,诸葛亮却违众用马谡,马谡乃一书生,只知纸上谈兵,短于临阵决计,岂是久经沙场的张合的对手。一着失误,全盘皆输。魏军在克平三郡后对叛魏者血腥镇压,大加封赏陇西吏民,造成了严重的政治后遗症,此后北伐,无有应者,更重要的是曹魏加强了关陇的防务,此后北伐的难度更艰巨了,胜利的希望很渺茫。

于是乎,各种对北伐的批评和非难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最早持反对意见的是蜀汉光禄大夫谯周,他作《仇国论》,讥讽姜维“极武黩征”,造成蜀汉“土崩势生”。陈寿师事谯周,袭用谯周观点说姜维“玩众黩旅,明断不周,终致陨毙”。北宋叶适更是激烈批评姜维“勤兵无名”,导致“隙开于内,衅起于外”,甚至把“国被覆灭之祸”也加在姜维头上。现代的部分学者更将矛头追溯到诸葛亮,提出北伐是违背历史发展趋势,拖得蜀汉兵疲民竭,国力空虚,加速了灭亡,应持否定,主张闭关息民,守土保境。

诚然,如果采取该方针,蜀汉不会这么早灭亡,但要看到你在休养生息,敌人也在休养生息,曹魏占据天下大半疆土,而蜀汉只据边陲之一州,同样时间的休养生息,曹魏蓄积的国力将是蜀汉的数倍乃至数十倍。况中原人口众多,技术先进,恢复被战乱破坏的经济比起南方开发经济要迅速得多。政治上蜀汉日益腐败,诸葛亮死后蜀中无人,仅姜维一人苦撑大局,而曹魏的司马氏集团事业蒸蒸日上,人才辈出。一旦曹魏得到充分的时间恢复和调整足以几线开战时,那么蜀汉的末日也就来临了。因此闭关息民,守土保境政策只可作为“天下未变”一时的权宜之计,不可作为基本国策执行,否则无异于等死。

与其坐而待毙,不如寻求一切可能机会争取一线生机。关于这一点诸葛亮早已认识到,并在《后出师表》中提到:“先帝虑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故托臣以讨贼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贼才弱敌强也;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待亡,孰与伐之?是故托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寝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顾王业不得偏全于蜀都,故冒危难以奉先帝之遗愿也,。。。。。。臣鞠躬尽力,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后出师表》情调有些低沉,这是因为第一次北伐失败,形势起了变化,北伐难度增加。但成事在天,谋事在人,诸葛亮明知“民穷兵疲”,但“事不可息”,所以抱着“鞠躬尽力,死而后已”的耿耿忠心来行事了。而姜维深得诸葛亮真传,感其恩而继承其遗志,是蜀汉后期的中流砥柱,至死都不忘兴复汉室,北定中原。《三国演义》中加了一笔:姜维殉国后,魏兵剖维腹,其胆大如鸡卵,魏将卫灌说:“蜀国之灭,非将军之罪,实是后主无道所致也”,由此可看出民间对姜维北伐的肯定。

呜呼!英雄的壮志和无奈,岂是那些满口“顺天而行”的“宿命论者”所能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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