嫡长子继承制是什么时候的产物

公元前21世纪，启建夏王朝，从此中国历史进入“家天下”社会。

既然是“家天下”，权力自然就能旁落外家、外姓。夏商两代，或父死子继，或兄终弟及，没有定制。家族之中的男人们，不少人都拥有平等的权利，君位争夺就不可避免，血腥的争斗频繁上演，必然给王朝带来危害，有名的商朝“九世之乱”，根源就是兄弟、叔侄之间激烈的王位争夺。

从西部黄土高原起家的周人，善于总结历代政治得失，攻灭商王朝后，经过周人的认真分析，认为商王朝的那套王位继承制度，非改不可。以周公旦为代表的周王室制定了一整套严密的宗法制，“嫡长子继承制”，作为宗法制重要组成部分，应运而生。

西周王朝的王位传承，基本上代代平稳，没有出现大的争斗，“嫡长子继承制”起到了关键作用。

西周王朝立国二百余年，从周王室到地方诸侯，基本上都坚定地贯彻着“嫡长子继承制”。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整个社会的稳定。

“立天子不使诸侯疑焉，立诸侯不使大夫疑焉，立嫡子不使庶孽疑焉”。

各方对王位继承问题，都不存在疑虑，社会会稳定。但进入春秋时代，形势却发生了巨大变化：“嫡长子继承制”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破坏，各诸侯国不断出现庶子“翻身把歌唱”的事件。

小宗实力增强，有夺嫡之心

春秋战国时代，铁器、牛耕技术的出现，使社会生产力得到了空间的发展。

这种情况下，大量荒地都被开垦出来。在小宗的封邑中，田亩日益增多，经济不断发展。各小宗也和大宗诸侯王相同，在自己的封邑内，设置有行政、经济、军事机构，制定独立的发展措施，促使实力慢慢膨胀。

与此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宗诸侯王与小宗之间的血缘关系越来越弱，随之而来的，感情也越来越淡，实力较强的小宗旁系，不再满足困守一方地盘，必欲取而代之。

典型案例：

晋国“曲沃代翼”事件：晋昭侯元年，原晋文侯的兄弟桓叔，被封在曲沃，他励精图治，苦心经营曲沃封邑，私自扩充军队，逐步具备了与处在翼城的大宗的竞争实力，双方进行了长达六十七年的国君争夺战争。

经过曲沃桓叔、曲沃庄伯、曲沃武公三代人的努力，曲沃武公最终以旁系身份，成功晋级国君。

无视礼制，国君凭喜好立庶

春秋时期，各国贵族就开始“僭越礼制”，周王室制定的礼乐制度，渐渐不被各国上层统治者遵守，最直接的表现就是，他们背弃了“嫡长子继承制”，凭借着国君个人的喜好，来随意废立太子。

典型案例：

战国中期的赵武灵王，治国能力强，处理国政英明决断，可轮到家事上，他却犯糊涂：在赵武灵王即位不久，便册立公子章为太子。十年后，赵武灵王又娶了绝色的吴娃，生下公子何。武灵王迷恋吴娃的美色，头脑发昏，竟然废黜了公子章的太子身份，改立公子何为太子。

楚平王夺取准儿媳秦嬴，强纳为妃，生下幼子公子珍，十分地疼爱。在幼子出生后，楚平王对原太子建，怎么看都不顺眼。奸臣趁机挑拨离间，楚平王毫不犹豫地派人前去处死太子建，指定公子珍为接班人。

观念转变，选贤任能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动荡，各种限制人才的壁垒逐渐被打破，诸子百家也大造舆论。

荀子曰：虽王公士大夫之子孙也，不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庶人；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卿相士大夫。

嫡庶贵贱与否，有时不再是国君选择接班人的唯一标准。他们希望通过选择有才之子，作为接班人，使国家得到进一步发展。而有雄才大略的庶子，往往也不甘心居屈人下，希望通过取代嫡系，建功立业。

典型案例：

春秋末期，赵氏成为晋国六卿中的强者。赵简子接过父祖基业，苦心经营，使家族事业持续壮大。当时晋国朝政完全被韩、赵、魏、中行氏、范氏、智氏等六卿掌控，而这六卿之间，也存着矛盾，相互勾心斗角，连横合纵。

这种环境下，六卿都不敢掉以轻心，赵简子日渐衰老，接班人问题显得格外重要。

他通过长达数年的考验，发现庶子赵襄子才能出众，于是赵简子义无反顾地废掉原太子伯鲁，改立襄子为继承人。赵襄子与强大的智伯斗智斗勇，将其战胜，形成三家分晋的局面，揭开战国时代的序幕。

“嫡长子继承制”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时间推进到春秋战国时代，社会同样再次面临新的历史时期，旧的社会秩序被破坏，新的制度逐渐生成。人们不再囿于僵硬的规范，勇于打破任何条框。

嫡庶的身份，虽说还是天然形成的，但究竟谁能成为下一代君王，成为了不能提前确定答案的命题。

小宗夺位、国君喜好也好，选贤任能也罢，都是统治者在向“嫡长子继承制”说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