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平民站着打官司

《梦华录》历史背景在宋朝，其中赵盼儿两次打官司，都是站着陈述事情，但是一般在别的影视剧还有明清小说中，去衙门告状打官司，平民都是跪着的，那么宋朝人打官司究竟要不要下跪呢？

宋朝人打官司要不要下跪

检索《名公书判清明集》、《折狱龟鉴》、《洗冤录》，均找不 到任何“跪着受审”的记录。唯《折狱龟鉴》“王琪留狱”条这么说： “王琪侍郎，知复州。民有殴佃客死者，吏将论如法，忽梦有人持牒叩庭下，曰：‘某事未可遽以死论也。’琪疑之，因留狱未决。”但这里的“持牒叩庭下”只是出现在梦境中，并非庭审写实。

《洗冤录》“疑难杂说”篇也有一则记载：某甲涉嫌杀人，“就擒讯问，犹不伏”，待检官出示确凿证据后，“左右环视者失声叹服，而杀人者叩首服罪”。这似乎也只说明犯人在伏罪后才需要“叩首”认罪。

《名公书判清明集》收录了法官蔡久轩的几份判词，里面有这样的说法：“当职入境，即有遮道群泣。……诉之者皆号呼告冤，啮齿切骨，伏地流涕，谕之不去”；“本县百姓诉之者，皆啮恨不食其肉，且伏地号涕，谕之不去”；“或专状，或同状，伛偻拜伏哀告者四十二人”。但这里的“伏地流涕”、“伏地号涕”、“拜伏哀告”，显然是说申冤之人激愤不能自已的举动，并不是庭审时官方要求的“规定动作”。

《作邑自箴》、《州县提纲》、《昼帘绪论》等宋人撰写的州县从政指南，其中不乏州县官如何受状、审讼、鞫狱、拟判的详细指导意见，但寻遍这几本宋人的官箴书，就是不见要求讼诉人下跪受审的规定。倒是在《州县提纲》中可以找到两条信息 ：

——“凡听讼之际，察其愚朴，平昔未尝至官府者，须引近案， 和颜而问，仍禁走吏无得诃遏。”

——“引问时，须令主吏远立，仍和言唤囚近案，反复穷诘， 必得真情，始可信矣。”

从“引近案”、“唤囚近案”的动作描述，大致可判断诉讼人不大可能是跪着的。

沈括《梦溪笔谈》中的《欧阳文忠推挽后学》载，有一书生起诉学生拖欠束脩，勾当镇公事的王向判书生败诉，“书生不直向判，径持牒以见欧公（滁州知州欧阳修）”。既然是“径持牒”，应该不会是“跪禀”。

程颐撰写的《明道行状》载，“（程颢）先生为令，视民如子，欲办事者或不持牒径至庭下，先生从容告语，谆谆不倦”。从“不 持牒径至”的语境判断，也应该不是“跪禀”。

朱熹编著的《五朝名臣言行录》也载，“旧制，凡诉讼不得径造庭下，府吏坐门，先收状牒，谓之‘牌司’。公（包拯）开正门，径使至前，自言曲直，吏民不敢欺”。诉讼人“径至前， 自言曲直”，也不像是“跪禀”的样子。

另外，宋人唐庚的《讯囚》诗写道：“参军坐厅事，据案嚼齿牙；引囚至庭下，囚口争喧哗。参军气益振，声厉语更切。……有囚奋然出，请与参军辩……”这名囚犯“奋然出”，而且与法官当庭对辩，似乎也不可能跪着。

《折狱龟鉴》“葛源书诉”条载，宋人葛源为吉水县令，“猾吏诱民数百讼庭下”，葛源听讼，“立讼者两庑下，取其状视”。

《折狱龟鉴》“王罕资迁”条载，宋人王罕为潭州知州，“民有与其族人争产者，辩而复诉，前后十余年。罕一日悉召立庭下”。

《名公书判清明集》收录的一则判词称，“本县每遇断决公事，乃有自称进士，招呼十余人列状告罪，若是真有见识士人，岂肯 排立公庭，干当闲事？”

从这几起民讼案例不难发现，当法官开庭听讼时，诉讼人是立于庭下的。现在的问题是，“站着听审”到底是个别法官的开恩，还是宋代的一般诉讼情景？

根据官箴书《州县提纲》介绍的州县审讼“标准化”程式，平民到法庭递状起诉是用不着下跪的 ：“受状之日，引（诉讼人）自西廊，整整而入，至庭下，且令小立，以序拨三四人，相续执 状亲付排状之吏，吏略加检视，令过东廊，听唤姓名，当厅而出。”

朱熹当地方官时，曾制订了一个“约束榜”，对诉讼程序做出规范，其中一条说 ：州衙门设有两面木牌，一面是“词讼牌”，一面叫作“屈牌”，凡非紧急的民事诉讼，原告可在词讼牌下投状， 由法庭择日开庭 ；如果是紧张事项需要告官，则到“屈牌”下投状 ：“具说有实负屈紧急事件之人，仰于此牌下跂立，仰监牌使臣即时收领出头，切待施行。”“跂立”二字也表明，民众到衙门告状无需下跪。

开庭审理的时候，诉讼人也是不用跪下的。据《州县提纲》， 法吏“须先引二竞人（诉讼两造），立于庭下。吏置案于几，敛手以退，远立于旁。吾（法官）惟阅案有疑，则询二竞人，俟已， 判始付吏读示”。

朱熹的再传弟子黄震任地方官时，也发布过一道“词讼约束”，其中规定 ：法庭对已受理的词讼，“当日五更听状，并先立厅前西边点名，听状了则过东边之下”。可见宋代法庭审理民事诉讼案， 并未要求诉讼人跪于庭下。

又据另一部官箴书《作邑自箴》：“（法官）逐案承勘，罪人并取状之类，并立于行廊阶下，不得入司房中。暑热雨雪听于廊上立。”在刑事审讯时，受审的“罪人”看来也是立于庭下而不必跪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