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朝历史
历史上唯一一位当过奴隶的皇帝:石勒
人生得意,石勒并没有忘乎所以,而是始终保持一份谦虚谨慎。后赵建立之初,石勒衣锦还乡,“亲与乡老齿坐欢饮,语及平生”,按年龄大小与老乡们坐在一起喝酒唠家常,丝毫没有架子。石勒曾和邻居李阳争麻池而“迭相驱击”,石勒回乡,李阳故意躲着他,石勒一句“孤往日厌卿老拳,卿亦饱孤毒手”尽释前嫌,并拜李阳为参军都尉。为了检验守城将士是否恪尽职守,是否贪赃枉法,石勒曾夜间微服私行,“赍缯帛金银以赂门者求出”,不料被守门将士王假拿下,“欲收捕之”(《晋书·石勒载记》),直到石勒的侍从赶来才收场。这种做法类似于时下的暗访,虽然有引诱的成分,但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到石勒谨慎的一面。
石勒虽为胡人,但对汉人较宽仁。建国后,他严禁胡人“侮易衣冠华族”。有一次,汉臣樊垣入宫时“衣冠弊坏”,石勒问其故,樊垣称刚刚“遭羯贼无道,资财荡尽”所致。石勒“讳胡”,更讳“羯贼”,樊垣一时气愤,竟忘了石勒就是“羯贼”之首,吓得连连叩头。石勒非但没生气,反而陪笑道歉说“羯贼乃尔暴掠邪!今当相偿耳”,并“赐车马衣服装钱三百万”。胡人喜欢喝酒,耗费了大量粮食,石勒以“百姓始复业,资储未丰”为由,下令“制禁酿,郊祀宗庙皆以醴酒”,结果“数年无复酿者”。中原地区经过数十年的战火,人口稀少,谁家生了多胞胎男孩,石勒则予以奖励,并派专人去伺候,“堂阳人陈猪妻一产三男,赐其衣帛廪食,乳婢一口,复三岁勿事”(《晋书·石勒载记》),这在历史上也是比较罕见的。
石勒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施政,莫过于创立“考试”制度,规定“郡国立学官,每郡置博士祭酒二人,弟子百五十人,三考修成,显升台府”,学员要经过三次考试才能毕业,以此来培养国家后备干部。这种“三考修成”的办法,成为乡试、会试、廷试的前身。可以说,中国的科举制度的萌芽阶段,正是石勒埋的种,浇的水。除了大力发展教育,石勒本人也很注重学习。石勒不识字,不能看书,所以他选择了一种捷径——听人念书,“勒虽不学,好使诸生读书而听之”。有一次,石勒听人读《汉书》,听到郦食其劝刘邦立六国后人时大惊,说这样何以能统一天下!听到张良劝阻后,才说道“赖有此耳”,幸亏有张良在。石勒虽然没文化,但谈论古今得失时却很有见解,以至于“闻者莫不悦服”(《资治通鉴》)。
石勒是一个非常有自知之明的人。但凡政治家,晚年总喜欢对自己的功过作一番评论,或与前代皇帝做比较。后赵建平三年(332),石勒设宴招待高句丽、宇文屋孤的使臣。喝到高兴时,石勒问近臣徐光:“你看,我能和前代哪个皇帝相提并论?”徐光回答说:“陛下您比刘邦强,仅次于黄帝。”石勒说:“人应该有自知之明,你说的太过了。我若见到刘邦,定会向他俯首称臣。若与刘秀同代,当与他并驱于中原,未知鹿死谁手。我的本事,在刘邦之下,刘秀之上。”一句话,让群臣敬佩地“皆顿首称万岁”。石勒执政期间,严于律己,知错就改,并多次鼓励臣属直言勇谏。因此,终石勒一朝,政治清明,民心归附,遂成“朝臣谒见,忠言竞进”(《晋书·石勒载记》)之风,出现了魏晋以来少见的新气象。
后赵建平四年(333)六月,石勒一病不起。为了不打扰百姓,石勒遗令:“三日而葬,内外百僚既葬除服,无禁婚娶、祭祀、饮酒、食肉,征镇牧守不得辄离所司以奔丧,敛以时服,载以常车,无藏金宝,无内器玩”(《晋书·石勒载记》),如此恤民之君在历史上是少有的。七月,石勒病逝,在位十五年,享年六十岁,庙号高祖。三百年后,房玄龄在编著《晋史》时高度评价石勒当国:“邻敌惧威而献款,绝域承风而纳贡”,即使古代最善于治国的国君,也未必能超过石勒!作为开国皇帝,石勒难免会有“凶残”的一面,但总体来说不愧为“一时杰也”。往事越千年,这些评价在今天看来仍是比较客观公允的。(刘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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